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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題照片:20年一路走來,國學研究院的步履愈發堅定。資料照片
正在發生的事情,著實讓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按捺不住高興。80歲上,他又去了良渚。『過去把良渚文化劃為龍山文化的一個地區,認為它比龍山落後,事實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兒!』
嚴教授說,近一兩年,先後在良渚文化遺址發現了城牆、內城,在城北,發現了5公裡長的土垣。『剛開始,簡直不敢相信,那怎麼會是良渚時期的?結果一測橫剖面,與良渚的年代一樣。在發掘的古村落南面,發現了稻田、石犁、牛腳印、人腳印,水渠裡發現了獨木舟。在城旁,有兩三萬斤被燒成炭的稻米……這一切,傳遞著久遠的信息,可能那裡是宮殿區的糧庫,發生了火災;中心聚落有這樣的規模,沒有政權、國家,能做成如此規模嗎?』
似乎,搞了一輩子考古的嚴文明有些『先知先覺』,他在10年前就高度肯定了良渚文化的歷史地位:『那時,這些發現都還沒有,依據的是良渚墓群中發現的大量玉器,總量超過全國同時期的總量,精度也無可比擬。我的判斷是,既然有這樣的墓地,一定會有與之相稱的城。』《中華文明史》中『良渚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曙光』是嚴文明的說法,寫進去的時間是2005年。
《中華文明史》是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主持的一項重大科研課題,北京大學著名教授、國學研究院院長袁行霈任第一主編,與嚴文明、張傳璽、樓宇烈等4人各負責一卷,36位人文學科教授參與其中。『歷史的開頭,完全靠考古來建立。那六年很累,但很愉快。學術組織方式,給人印象深刻。』嚴文明說的是他任《中華文明史》第一卷主編的那段日子。第一章『文明的曙光』由嚴文明撰寫。
在《中華文明史》的撰寫中,北大國學研究院又一次凸顯了多學科融合開展重大科研攻關的優勢。
北大國學研究院教授群體,國學勃興的縮影。
『沈潛下來,將切實的成果貢獻給社會』
1992年1月6日,是袁行霈記憶猶新的日子。那一天,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中心隨即籌辦《國學研究》。袁行霈在發刊詞中寫道:『不管願不願承認,也不管是不是喜歡,我們每天都生活在自己國家的文化傳統之中,並以自己的言談行為顯示著這個傳統或優或劣的特色。而國學作為固有文化傳統深層的部分,已經滲進民眾的心靈,直接間接地參與現實生活。因此,有識之士莫不疾呼弘揚我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以輔助現代化事業——這實在是遠見卓識。』說出這番話來,在當時,正如著名學者季羡林所說,『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和眼光的』。
國學,走來了。
2000年,傳統文化研究中心更名為『國學研究院』,正式把『國學研究』作為自己的稱號。
國學研究在北大是有傳統的。先有1922年1月北京大學國學門的成立,後有胡適創辦《國學季刊》。『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是時任校長蔡元培仿效西方大學設立國學門的初衷。國學門兼有學術研究、培養文科高等學術人纔與聯絡專業學會的功能。
上個世紀90年代,當北大學人在久違之後率先重啟國學研究時,遭遇了不少質疑,其中,不乏『復古倒退』的指責,即便在歡迎聲中也常伴有種種擔心。
曾幾何時,『國學』忽然變熱。拿它做尋求財富『敲門磚』的有之,以它作為裝點門面的時髦者有之。
但在北大國學研究院諸位教授看來,『國學』研究始終是嚴肅的學術工作。不管它在社會上的際遇冷也好,熱也罷,教授們一貫秉持學者的態度,從容淡定,自覺地承擔起傳承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責任。『研究國學和研究任何一門學問一樣,不可追求熱鬧,要耐得住、坐冷板凳。』『沈潛下來,認真鑽研,將切實的成果貢獻給社會。』(袁行霈語)教授們主張的國學研究與任何以國學的名義謀求功利涇渭分明。
20年一路走來,國學研究院的步履愈發堅定。20年辛勤耕耘,貢獻給社會的『切實的成果』竟是這般豐碩:
在國內外產生影響的《國學研究》已出版29卷,其形洋洋大觀,其涵無可計量;100集『中華文化講座』成為中華傳統文化走出國門的堅實一步,在北美華人中頗得佳評;150集《中華文明之光》,開『把大學課堂延伸到社會,高雅文化普及到大眾』先河,其衍生的普及讀物《中華文明之光》及彩圖本兒童讀物《中華文明大視野》贏得了廣大的讀者;四卷本《中華文明史》展示了當代國學研究的最新成果,隨著英譯本的出版和日譯本即將於2015年的出版,當代中國學人學術研究的鴻篇巨制將呈現在世界學人與讀者面前;《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文化的饋贈》、《國學研究叢刊》等學術著作的編輯、出版,使北大的學術成果成為更多學人分享的財富;匯聚了北大文、史、哲、考古等領域學者的《新編新注十三經》,正在編纂之中……
1998年國學研究院組織召開的『漢學研究國際會議』,世界18個國家和地區200多位漢學家躬逢其盛。聽到『漢學研究還是在中國,特別是在北大』這樣清晰的話語從國外同行口中說出,中國學人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更要提到的是開始於2002年的博士生培養,在田餘慶、袁行霈、嚴文明、樓宇烈等諸位導師的指導下,已有數十位畢業生走上學術研究崗位,他們中有的已在學術研究中嶄露頭角。
學問不做一字空
『趙為民教授把每一篇論文的題目寫在一塊黑板上,密密麻麻,幾十篇。我們一篇一篇地討論了整整一天。』袁行霈的思緒回到了《國學研究》創辦最初的日子——1992年6月21日。
那是《國學研究》第一卷論文的終審會。參加會議的人在國學研究領域耳熟能詳:主編袁行霈,編委王天有、吳同瑞、祝總斌、陳來、孫靜、鄒衡、蔣紹愚、樓宇烈、嚴文明,秘書趙為民。此前,全部來稿已經編委及校內外專家至少二人審閱。
次年5月,《國學研究》第一卷出版座談會因季羡林、張岱年、鄧廣銘、周一良、侯仁之、林庚、王永興、宿白、張世英、陳貽焮、楊辛、葉朗、安平秋等教授的到來頗顯『豪華』。會上,袁行霈從新加坡寄來書面發言直抒胸臆:我們在決定編輯《國學研究》的時候,曾經發了一個宏願,就是要使這份刊物反映出北大的學術水平。我們兢兢業業朝著這個目標努力,結果如何,要請讀者評判。
結果,學術大家們給《國學研究》打了高分。學界的評價同樣讓人興奮:『這是我國當代國學研究方面高層次、高水准、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第一等的學術。』海外一些著名學者指出,《國學研究》是一本學術嚴謹、內容豐富、品位高、有特色的學術刊物。並預言,《國學研究》有希望成為在國內外具有權威性的學刊。
20年中,《國學研究》的每一卷都在學者們認真的評審中誕生。為了學術的純粹與尊嚴,編輯部始終堅守質量第一,選稿標准只有兩字:深與新。即使是著名學者的論文,在這裡也有過退改或退稿的遭遇,學者們也會遵照編委會的要求,反復修改或接受退稿。編委們『常常於心不安,卻能得到賜稿者們的諒解。』國學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吳同瑞說。
這就是《國學研究》編者與作者之間的默契。20年中,《國學研究》共發表了488篇論文,數百名國學研究者將他們的心血之作送到編輯部,老中青三代學者在其中結出了學術碩果。有學者評價說,《國學研究》『所發文章質量之高、編校之精,一直為中外學界所推崇。在學風浮躁的今天,她已經是傳統文化研究者心中的一方聖地』。
國學研究院現下正在做的項目《新編新注十三經》,由袁行霈提出:『我們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要從多個源頭清理中華文明的來龍去脈,廣泛地吸取其中的精華。基於以上的學術理念,我倡議對《十三經》重新編選和校注。計劃中的《新編新注十三經》收入以下13種典籍:《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墨子》、《孫子》、《韓非子》。』這是一個新穎而令人振奮的計劃。
《新編新注十三經》的探索,與袁行霈在《國學研究》發刊辭中提出的學術理念一脈相承。發刊辭說:『顯而易見,我們今天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不應當限於儒家,所謂「國學」並不等於「儒學」,現在早已不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代了!我們應當更廣泛地吸取各家之精華,以更廣闊的視野繼承和弘揚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而這正是《新編新注十三經》努力的方向。』《新編新注十三經》仿佛一把鑰匙,試圖打開當代國學研究的新局面。
這一設想很快得到了北京大學文、史、哲各院系一些學者的認同。從2008年8月開始,召開多次論證會,對全書的編纂體例、寫作格式,以及每部書的底本、校本、校注原則、研究思路以及工作進度反復討論,形成了包括《凡例》、《書寫排印格式》在內的書面報告共15種。
第三次論證會上,承擔《尚書》校注的北大歷史系副教授何晉提交了《〈新編新注十三經·尚書〉課題論證》的初稿。在近萬字的論證報告中,他詳細地梳理了《尚書》的版本源流,並細致介紹了《尚書》版本的留存情況,在比較了十行本、八行本等版本優劣的基礎上,提出擬選擇皕忍堂唐石經《尚書》本作為校注底本。
這一提議引起了項目組一些學者的質疑:南宋越州刻八行本《尚書正義》乃是最早的注疏合刻本,其版刻精善,遠勝阮元所據十行本,近年來隨著《中華再造善本》的影印而越來越得到學術界的重視,目前的一些大型古籍整理工程也多選其作為底本,《新編新注十三經》既然要精擇底本,是否可以考慮八行本。而且皕忍堂本唐石經中有不少字系雙線勾勒補足,其實是一個殘損的本子,選本還需要審慎考慮。
半年後,何晉提交了《〈尚書〉底本選用論證補充報告——唐石經與宋八行本〈尚書〉經文比較》。原來他利用寒假,將宋八行本《尚書》的經文與唐石經本作了通篇對校,並參照相臺本、十行本、明北監本、毛本、敦煌所出唐鈔本、內野本、神宮本、足利本、岩崎本,列出了細致的對勘表,一一比對。在報告裡,何晉從文獻傳承及版刻源流、內容完整及增補多少、版本對勘及文字優劣三個角度細致地比較了兩個版本《尚書》的優劣,提出仍擬采用唐石經本作為底本。
何晉的細致考證得到了專家們高度贊賞,但仍希望他在校注過程中繼續比較兩本優劣,在校注初稿完成之後最後確定。
《尚書》選本如此,其他經典的選本工作亦不例外。教授們以水磨功夫做國學之學問,由此可見一斑。
承擔《新編新注十三經》項目的袁行霈、樓宇烈、孫欽善、張文儒、董洪利、王博等13位學者,均為此學科領域卓有成就的名家,但做項目時卻如履薄冰,戰戰兢兢,十分嚴謹。
中文系副教授邵永海承擔了《韓非子》的校注,盡管長期從事古代漢語研究,對《韓非子》的研究已有10餘年積累,他仍制定了細致的工作方案:對前人的研究進行窮盡性的調查分析,在此基礎上,編寫《韓非子版本比勘》、《韓非子匯校》、《韓非子集注》;以清代吳鼒本為工作底本,首先與道藏本比較,在最大程度上恢復乾道本(吳鼒本之祖本)舊貌,然後逐次探討明清以來版本異同,考證其演化過程,合理取捨;並從語言文字角度分析《韓非子》的特征,梳理統計用字情況,編制《韓非子字表》,詳細標明各種版本的用字信息,如異體、書體、通假、字頻、字量等。同時,編纂《韓非子詞典》,深入分析《韓非子》的詞匯特征,注意從這些角度考察《韓非子》55篇的異同情況,由此對各篇的辨偽提供新的佐證。這既遵循了傳統的古籍整理原則,同時又充分利用了當前古代漢語研究的新方法,為新校注的《韓非子》在正字、訓詁兩方面取得新突破奠定了基礎。
至2010年12月,《新編新注十三經》論證會已開過25次,參與論證的均為該領域知名學者。見證了這一切的北大哲學系博士後程蘇東感慨:『精選底本,廣擇校本,文獻整理紮實、厚重,且認真吸收了近年來對古文字和出土文獻的研究成果,使得版本校勘成為《新編新注十三經》貢獻於學術界的首要成果。』
大學者眼中天大的『雕蟲』之事
著名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去世的那天晚上,央視正在播出《中華文明之光》中先生講述的《王安石》。鄧先生的女兒鄧小南說:『這是對老先生最好的紀念。』
《中華文明之光》是國學研究院與中央電視臺聯手拍攝的大型電視片,在央視一、四套節目播了4年。她是世紀之交,中國學人帶給國人與世界一份豐厚的文化饋贈。
十幾年後,重溫這部每集半小時共150集的電視系列片,我們難抑心潮。
講述《王安石》的鄧廣銘先生,講述《諸葛亮》的周一良先生,講述《屈原和他的時代》的金開誠先生,講述《韓愈》的倪其心先生,講述《昆曲》、《京劇》的林燾先生,講述《李白》的孟二冬先生……把音容笑貌留在電視片中,先後離我們遠去。一集集凝聚一生治學心得的講述,竟成絕唱。
看著電視片,我們怎會忘記季羡林先生風趣的話語:『要承擔這個講座,我是亦喜亦懮的。喜的是人文科學受到重視,我們的研究成果能與大眾交流,為社會服務;懮的是我們這些坐了一輩子冷板凳的人,如今則要來當一回演員,這不免感到一些為難。』喜懮間,我們讀出了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在先生心中的份量。
看著電視片,腦中清晰地浮現出鄧廣銘先生的故事:這位著名的學者,為了明白曉暢地講好王安石,不顧年邁體弱,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講稿,將兩萬字濃縮成數千字。看到耄耋老父如此辛苦,也是歷史學家的女兒要代他動筆。誰知,先生竟認真起來:你代寫一個字,就不是我的作品了!一代耆宿對讀者的拳拳之心與治學風采,在中華五千年文明的講述中定格。
這部電視片拍攝歷時6年,其間,大大小小的研討會就開了200餘次,僅研究確定第一講的內容,就開了4次會。在央視大型文化節目拍攝歷史中,這部電視片創造了三個之最和兩個最少:中國電視史上最大的一部傳統文化學術系列片;參加的學者最多、論證次數最多、最經得起推敲的一部電視片;在海外影響最大、最深遠的一部電視片;投入最少、專家報酬最少的一部電視片。
《中華文明之光》在央視播出,覆蓋了全國和世界180多個國家和地區,央視和北大收到了大量來函來電。北京師范大學著名學者、九十多歲高齡的鍾敬文教授打電話到央視:『這套節目格調高雅,深入淺出,是近年來難得多見的好片子。』一些老乾部認為:『北大與央視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了一件實實在在的好事。這種把口號變為行動的務實精神,認真區分精華與糟粕的態度,很值得提倡。』海外華人稱,這套節目為華裔後代了解祖國的歷史和文化開啟了一扇宏大之門。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寫賀信鼓勵:『你們利用現代化傳播媒介,把大學課堂延伸到了社會,把高雅文化普及到了大眾,以優秀的傳統文化去陶冶人的情操、鼓舞人的斗志,這種努力值得充分肯定。』
在以傳承中華優秀文化為己任的國學研究院,著名學者王力書齋齋名中的『龍蟲並雕』是高頻詞。國學研究院甫一建立,即把『雕龍』的學術提高與『雕蟲』的學術普及作為兩翼推進,編著《國學研究》和《國學研究叢刊》是工作的基礎,也是學者們安身立命之所在;把學術研究成果奉獻給廣大人民群眾,是一切工作的出發點。1993年,國學研究院與美國南海有限公司聯合制作的《中華文化講座》在北大校內首播,知音廣泛:『無論是大禹「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奉獻精神,還是屈原「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愛國熱忱,都使我們的心靈受到震撼和洗滌。』
在教授們的推動下,『國學熱』在燕園悄然興起。一百多個學生社團聯合發起舉辦『國學月』活動。讀書會、報告會、展覽會、講演會……既紅紅火火,又紮紮實實。
當年參加的一次學術報告會,讓記者記憶至今。那天,原定在北大電教階梯教室舉辦的『國學研究講座』因參加人太多,臨時改在能容納千人的大講堂舉行。講臺上坐著季羡林、鄧廣銘、張岱年、侯仁之、陰法魯,5位白發如霜的大學者。會場上連個會標也沒有,簡朴之極。臺下,黑壓壓的坐滿了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苦心孤詣數十年的大學者們對『國學』的見解精闢而深刻。從國學豐富的內涵講到國學研究的再度中興,從自己的見解談到民族的歷史責任,各抒己見。之後,學生們的一張張條子,遞向講臺。『中西文化的異同』、『國學研究如何中興』、『國學研究的文化氛圍』……問題一個又一個。那次,鄧廣銘先生說了這樣的話:『我們要有個信心:中華民族的前途光明,中國傳統文化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我們要以戰略眼光來看國學研究,做這一領域的中流砥柱。』臺上已屆耄耋之年的老師們與臺下的莘莘學子,年齡隔了不止一代,話題卻是一個——國學,願望也是相同的——弘揚中國的優秀文化傳統。在這忘年的問與答之中,展示了一個久違的文化景觀:在國學的旗幟下,在國學大家們的身後,正跟上來一代虎虎有生氣的學子。
一位同學說得好:『在經商、選美、炒股輪番轟炸之後,我們發現自己真正需要的是能融入自身素質中的東西,而中國傳統文化有一種「於我心有戚戚焉」的親切感。』當社會上商品經濟大潮襲來,人們看到,北大學生以『時代需要愛心』為信條,自發組織了『愛心社』,把關懷與溫暖送給需要幫助的師生。當選美在社會上甚囂塵上之時,北大女生卻鄭重地發表宣言,拒絕參加選美。北大學生帶頭開展『從自己的一言一行做起』的『修身』活動。
當年的學生,如今已經步入中年,當年的熏陶,會為他們的人生涂上多麼堅實的底色。
『每一個人都在奉獻』
20年了,沒有固定經費來源,沒有固定編制的國學研究院,充分整合北大人文社科學術資源,辦成了一樁樁令人矚目的實事、大事。可直到如今,卻仍然在借來的北大一院二樓上3間小屋辦公。經常在這裡工作的人全是兼職。
虛體辦實事,其中的艱辛,國學研究院的同仁們從未對他人提起。『曾經有一度,我們賬面上一分錢都沒有。』沒錢還要辦事,辦大事,難處可想而知。采訪中,蔣紹愚臨時離開,吳同瑞告訴我:『蔣先生是國學研究院的博士生導師,我們給的補貼少得都不好意思拿出手。就這樣,蔣先生還是堅持只收下一半,退回來的錢,我們用來補貼了困難學生。』
袁行霈這幾天為一件事心裡不好受。那天,秘書耿琴跟他說起,早期做過國學研究院秘書的孟二冬,生前有次見她給作者寄稿費,順口說:『現在好了,不用自己掏腰包付郵費了。』耿琴這纔知道,丈夫孟二冬做秘書時,給作者寄稿費是自己貼郵費的。聽到這段往事,袁行霈心疼啊。孟二冬是他的學生,當年,《國學研究》編輯部與作者間關於稿件的具體事務都由孟二冬操辦,包括為保證稿件質量得罪人。一個下雪天,孟二冬輾轉乘公交車去退一位名家的稿件,名家生氣了,讓孟二冬站著說明。孟二冬總保持著對作者的恭敬,感動了作者。一段時間後,這位名家專程送來優質的稿件,讓編輯部的同事們很感動。
耿琴接替丈夫做秘書已經17年了。『國學研究院最辛苦的就是趙為民、程郁綴、何淑雲、朱邦芳和耿琴等秘書。』院長袁行霈說,常務副院長吳同瑞也這樣說。10多年來,國學研究院為拍攝《中華文明之光》、編著《國學研究》等開的會恐怕要上百次,他們既是秘書,也是服務員,任勞任怨,默默奉獻。那年開『漢學研究國際會議』,耿琴每天在班上忙完北大社科處一攤子工作,還要抱著一大摞信件回家去整理。『那時沒有互聯網,從開始通知到最終落實參會,來來往往的信件,270多位學者,每個人至少要發六輪信。』耿琴淡淡地說。
『孟二冬剛去世的那陣兒,我每天含著淚做事,還是挺了過來。國學研究院至今連個臨時工都沒有,吳同瑞先生是袁行霈院長堅強的翅膀,秘書處每一個人都在無私地奉獻。』耿琴說著她的看法。
國學研究院首屆博士生曹勝高,如今已是東北師大的教授。畢業那天,面對為培養自己和同學嘔心瀝血的導師,他坦露心懷:做學問就要做天下的學問,做學者就要做天下的學者,不僅要有深厚的國學功底,也要有博通中外古今的視野,更要將傳承學問作為一種自覺的責任追求;跨學科研究是打開學術研究大門最有效的鑰匙;要養成人品與學問雙修的習慣,保持謙虛謹慎的治學態度,不卑不亢的學術品格,求真務實的學術風格。曹勝高這些收獲,豈僅僅來自課堂?
也是那天,學生們記住了導師田餘慶的勉勵:做學問注重功底,明白貴有源頭活水和學海無涯的道理。記住了導師嚴文明『治學要博而約,要敢於在學術前沿拼搏』的鼓勵,也在心中背熟了袁行霈先生贈予的一幅集聯『文章輝五色,心跡喜雙清』 (李白和杜甫的兩句詩)。導師們說的,何嘗不是他們自己平日裡做的?
『我們平心靜氣的觀察這三百年的古學發達史,再觀察眼前國內和國外的學者研究中國學術的現狀,我們不但不抱悲觀,而且還抱無限的樂觀。我們深信,國學的將來,定能遠勝國學的過去,過去的成績雖然未可厚非,但將來的成績一定還要更好無數倍。』90年前,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中這樣說。
20年前,袁行霈在《國學研究》發刊詞中說:『近半個世紀,「國學」這個詞雖然罕用了,但仍有許多國學研究者在辛勤地耕耘著。特別是這十幾年來,因為有了日趨良好的生態環境,國學研究遂亦出現蓬勃發展的新局面。事實已經證明並將繼續證明,綿延了數千年的中華文化不會衰落也不能衰落,正如偉大的中華民族不會衰落也不能衰落一樣。植根於中華大地的國學,必將抖落身上的塵埃,吸取各國優秀文化的營養,以其扶疏的枝葉向全世界展現旺盛的生命力。而世界各國人民也會更加珍視中國寶貴的文化遺產,吸取對他們有用的精華,以豐富自己。』
心中的希望,筆下的願景,如今,正在中華大地上展現。
本報記者莊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