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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人閑話
-桑農
林賢治先生訪談錄《呼喊與耳語之間》裡,有這樣一句話:『寫《情人》的杜拉斯,只要翻翻她的一個隨筆集《外面的世界》,就會感覺到仍然是一個知識分子作家。』
杜拉斯的小說《情人》,我早就讀過;她的隨筆集《外面的世界》,此前卻不曾留意。但我知道,林賢治所謂『知識分子』是特稱,大致等同於我們常說的『公共知識分子』。在他看來,不是說你是著名學者,你有高學歷,你就是知識分子。如果對公共事務、對人類的前途不關注,如果你在關注時沒有問題意識,沒有是非觀念,沒有正義感,不采取批判的態度,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杜拉斯也是這樣的知識分子嗎?
懷著好奇,我找來杜拉斯隨筆集《外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Ⅱ》(作家出版社)的漢譯本。這兩冊書,收錄作者歷年所寫的報刊文章、序言、書信、隨筆,都是為身外的世界而寫的。杜拉斯在《前言》裡談到寫作的起因:『那就是我為各種運動所席卷,難以抗拒:法國的抵抗運動、阿爾及利亞的獨立運動,反政府運動、反軍國主義運動以及反選舉運動;或者,和你們一樣,和所有人一樣,想要揭露某一階層、某一群人或某一個人所忍受的不公正———不論是什麼范圍的不公正。』原來,熱衷於『私人寫作』的杜拉斯,也常常『為外界所動』。
《外面的世界》首篇《阿爾及利亞人的鮮花》是一篇美文,取材巧妙,結構精致,主題則體現了一種獨特的愛國主義立場。作為法國人,在二戰期間,支持和參加抵抗運動,揭露納粹的暴行,是情理之中的;但在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期間,站在阿爾及利亞人民一邊,反對法國以維護主權為名義的殖民統治,就多少有點出乎我們的意料了。其實,這是西方知識分子的一個傳統,薩特、阿隆等人當年也持同樣的態度。這種愛國主義,不是盲目的,而是清醒的。他們相信永恆正義的審判,不願見到自己的國家為了眼前利益而蒙羞。杜拉斯還寫有《巴黎的種族主義》、《對法蘭西的某種想法》等文,在種族衝突和移民問題上,一再重申類似的理念。她希望,法蘭西是『一個向所有的風都敞開的民族』。
作為知識分子,杜拉斯既關心國家命運,也關心國際動態。換句話說,杜拉斯不僅關心『家事』、『國事』,也關心『天下事』。《布達佩斯的殺手們》,是針對蘇聯出兵匈牙利的聲討;《給范文同主席的信》,是為被越南政府關押的作家聲援。這些外國人的事,似乎與她的生活並不相乾;但出於良知和義憤,她按捺不住自己。她說:『我想隨意監禁人對國家不僅沒有半點好處,相反還會使它聲名掃地。……本世紀所有的「政治犯」今天都成了英雄,而審判他們的「法官」相反都永遠地成了殺害他們的凶手。這是值得記憶的。』一個同情弱者、反對強權、痛恨不公、伸張正義的知識分子形象,躍然紙上。
的確,寫《情人》的杜拉斯,是一位關注內心世界的作家;寫《外面的世界》和《外面的世界Ⅱ》的杜拉斯,則是一位關注外面世界的知識分子。合二為一,纔是完整的杜拉斯。可惜,我們很多人,此前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果你是一位喜愛杜拉斯的讀者,留下的遺憾,尚可彌補;如果你是一位借鑒或模仿杜拉斯的作家,以偏概全的創作取向,就只能讓人嘆息了。
桑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