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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牛孩,要佔幾個坑?盃賽幾等獎才能被點招?海選上岸的機會有多大?推優輪空只能等派位嗎?——這些暗語都源自一場特殊的戰役——“小升初”。
7月初,北京市“小升初”進入最後的電腦派位階段,12年前扎堆搶生的“千禧寶寶”遭遇着比往年更加慘烈的競爭。而這樣的鏖戰,又豈止發生在北京?有人如此總結,在一線城市,中考最易,高考其次,“小升初”最難。爲了爭奪有限的優質教育資源,“小升初”成爲許多家庭的精神枷鎖。儘管國家禁令頻出,卻依然堵不住亂象叢生——違規辦班、私設門檻、權力尋租、人情開路、以錢擇校、招生腐敗,義務教育的升學路徑竟異化爲“拼爹時代”的畸形怪圈。
據《人民日報》
【對話人】
●全國政協委員、華東師範大學前黨委書記張濟順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
●北京語言大學教育測量研究所名譽所長謝小慶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方平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洪明
電腦派位,爲啥心不甘
學校越好,參加派位的比例越小,“小升初”真正參加電腦派位的都是平民百姓,有點門路和財力的都擇校去了。
【家長“eric”】
人爲破壞規則損害政策公平性,重點校制度不改,擇校風難止
背景:從1998年“小升初”取消統一考試起,劃片就近入學的電腦派位政策就面臨雙重抗拒——家長不願意孩子被“隨機”派到“差校”,重點校也不願意接受“派位生”。21世紀教育研究院2011年發佈的調研報告顯示,電腦派位方式呈現萎縮之勢,北京市東城區、西城區和海淀區,2011年只有不到五成的學生以電腦派位方式入學。而另一項調查則表明,92%的家長在可能的情況下都願意擇校,電腦派位幾乎被家長們視爲“墊底的選擇”。
洪明:“小升初”不許考試,卻充斥着更難以捉摸的競爭。各地根據國家精神制定具體操作模式,但評判標準既不統一、過程又不透明。電腦派位想追求形式上的公平,但執行不徹底、不嚴格,像共建生,就是依據特殊政策而產生的,留有鑽空子的空間。
程方平:電腦派位本質上是個科學的政策,但我們的現狀是,規則被人爲破壞了,錢、權滲透其中,而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又缺乏相應的調節能力。少數重點校佔有壟斷性的資源,校際之間差距過大,“倒逼”家長去擇校。若能取消重點校,均衡分配教育資源,家長們還會去爭嗎?
謝小慶:家長的擇校衝動,既與整個社會的文化迷失有關,也與教育“傳道”目標迷失有關。一些家長主張恢復統考,我理解但不贊成,這違反《義務教育法》。擇校問題必須靠推進改革來解決,而不能靠倒退來解決。
“佔坑”培訓,瘋狂爲哪般
六年級瘋狂佔了4個坑班,買了電動車送孩子,又買了件衝鋒衣,每個週末就靠這兩樣裝備,在路上呼嘯、疾馳。
【家長“悠然秋雨”】
生源之爭助長“佔坑”產業鏈,碎片化治理政策難以斬斷利益鏈條
背景:“小升初”有多少種升學方式?有媒體總結,多達16種。對於普通家長而言,“佔坑”是孩子進入名校較爲靠譜的渠道。坊間相傳,與頂尖中學關聯性最大的培訓班謂之“金坑”,學校知名度、錄取力度稍次的謂之“銀坑”,一般重點學校的培訓班則是“土坑”,當然還需提防“糞坑”。“佔坑”要趁早,進坑幾年,就是反覆考試、排位,以備來日有機會被“點招”。即使進入牛校比例很低,但很多家長還是逼着孩子“四處撒網”,以提升“命中率”。
洪明:“佔坑班”盛行是因爲優質學校有一部分生源是“以優擇校”,但國家規定不許考試,優質校就藉助有選拔功能又不違規的培訓機構和競賽項目,兩者結成利益聯盟。而教育主管部門只能管公辦學校,對培訓機構無法制約。
張濟順:抹平校際差距在短期內不可能實現,學校爭取好生源也無可厚非。現在很多學校都有各自隱祕的考試手段,又缺乏統一標準,折騰家長也折騰孩子。兩害相權取其輕,倒不如讓好學校設定統一考試。如果家長不願意就近入學,就去參加擇校統一考試。
程方平:“佔坑班”實際是教育異化的變種,甚至形成一種產業鏈。國家出臺的治理政策總是跟着市場行爲打轉,出現就事論事的碎片化決策。若想斬斷利益鏈條,必須回到源頭上解決問題,用系統的制度設計和配套建設根本杜絕這種可能。
“條子”開路
誰在“潛規則”
和女兒同一年的10多個孩子,靠“點招”的兩個,走特長生的兩個,其餘的儘管沒學奧數和英語,找關係全進了重點校,比“點招”還牛。
【家長“神馬都是浮雲12”】
阻擊“條子”,看領導能否放棄“特惠蛋糕”,看陽光招生能否實現
背景:某種角度而言,一旦進入“小升初”軌道,既是孩子間的比拼,更是家長們的暗戰。在取消統考後,“小升初”擇校方式呈現多樣化的態勢。託關係、找門路漸成“潛規則”,各種人情暗影和權力尋租構成“灰色地帶”,“條子生”儼然已成一種特殊的升學“捷徑”。
正如一位家長所言,無論點招、共建,還是特長、推優,在操作過程中都能感到“條子”的滲透,有時候,“小升初”簡直就是一場背景和資源、人脈與財力的“拼爹”對決。
楊東平:開放金錢和權力擇校的通道導致入學規則不公,赤裸裸侵犯教育公平。各地如果實行陽光招生,公開招生過程、公示招生名額和錄取名單、控制和禁止跨區擇校等,都能阻擊“條子”。至於共建生,應當逐年減少名額,直至完全取消。目前難度在於國家機關等“上層建築”是否以身作則,不去謀求特殊利益。
謝小慶:這個事領導必須帶頭,先約束好自己和自己的親屬,放棄自己那塊“特惠蛋糕”。安徽銅陵等地推進義務教育資源的經驗是:沒有市委書記掛帥,光靠教育局長是推不動的。另外,“小升初”過程要公開透明,如果將每個入學新生的情況上網公示,置於全體家長的監督下,也能有好的效果。
程方平:現行政策在最關鍵點上沒有實質性進展。要治根,政府就要給相關利益者申訴、舉報的渠道。大多數家長是弱勢羣體,遇到黑幕了,向上反映的成本太高且效率極低,這就給教育不公平提供了溫牀。
以錢擇校,
怎就管不住
想上好學校,不想花銀子,就輸在起跑線上了。花吧,上了之後,花得更多。這只是個開始。
【家長“yadl”】
文件上“叫停”更需現實中“執行”,堵死擇校費“大門”亟待法律武器
背景:擇校費,最早追溯至上世紀90年代,此後演變出捐資助學費、贊助費、借讀費、教師慰問費等多種名目。除擇校費外,家長們還要付出人情費、中介費等。而這,還是建立在“有關係”的基礎上,“交錢無門”的大有人在。對此頑疾,國家多次治理,但禁令似乎未能遏制“以錢擇校”的慣性。今年年初,教育部等制定《治理義務教育階段擇校亂收費的八條措施》,幾乎所有以錢打通的升學路徑都被“點名”叫停,但收效如何,不得而知。
楊東平:關鍵看地方政府能否敢“動真格的”,是否真正依法行政、依法治教。要真正令行禁止,必須建立教育行政問責制。比如北京,義務教育階段的違法違規現象幾乎從未得到認真的查處和追究。
程方平:國家往往只有文件上的“叫停”,政策怎麼執行、有無機構負責、誰來監督,都處於缺位。教育發展多年,卻沒有《學校法》,如何約束學校?至於督導機構,很多形同虛設。更何況,督導機構屬於教育系統,自己監督自己。我們可以擴大監督隊伍,讓退休教師、民主黨派、社會人士都加入進來。
洪明:國家雖然增加了教育投入,但總體經費仍不足,一些好學校通過擇校費來改善辦學經費和教師福利。現在國家規定捐資助學和招生不能掛鉤,但也沒關死擇校費的大門,有可能轉入更隱蔽的方式,比如達成口頭協議、通過中介、或轉入黑市。監管學校,應該發揮職能部門和社會輿論的作用,比如設立家長委員會,還要靠地方政府和執法人員,某些利益集團則要靠道德自律和法律他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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