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我和哥哥張保和都是放養長大的。小時候,我不記得父母過問過我的學習,檢查作業更是絕對沒有的事。小學有一次我算術沒考好,回家情緒沮喪,父母之一(是父還是母已不記得)注意到便過來關心,一問是算術沒考好,就松了一口氣說:嗨,以為什麼事兒,還值得垂頭喪氣的!
無論什麼事,父母都和我們商量。母親想讓兄弟倆學小提琴,便征求我們意見,我和哥哥都回答:不想。於是就擱淺了。其實當時母親連老師都找好了——作曲家張定和。這件事後來我們都有點兒後悔,父母倒無所謂:誰讓你們那會兒不想學!日常的事兒更是由我們自己做主。有時感冒,上午沒去上學,下午感覺好了,又想去游泳,我媽就會問:你自己覺得行不行?行就去,不行別勉強!父母的開明給了我和哥哥一個玩的童年,一個野的童年。夏天游泳,我們不愛去游泳池,愛去天然水域,如玉淵潭八一湖、紫竹院、頤和園、京密運河。當時為了能隨時游泳,裡面都穿一條深藍色的運動短褲,少先隊倡導的『時刻准備著』在這兒做到了(好日子隨著1966年的到來告一段落。1969年哥哥去了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
平日裡父親挺注意培養我們的興趣。他常帶我們到當時位於王府井帥府園的中國美術老館看展覽,這對哥哥也許影響不大,但我卻因此愛上了美術。後來纔知道那個美術館的建築是我爸設計的。他還曾帶我去看了當時沙灘新中國美術館的開幕展。我至今記得其中一幅畫作,實際上是一張設計圖,是我的表姨孫竦為電影《祝福》的布景畫的一個雪夜門樓場景,朦朧中感覺到設計工作的奇妙。那會兒父親還給我們訂了不少畫報,除了《小朋友》是中國的,其他主要是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我最喜歡《小狗畢夫》,是屬於法共的《人道報》辦的,不懂法文也看得懂。爸爸喜歡逛舊貨店,從常去的東單三洋委托行淘來一套小火車玩具,帶著我們玩,哥哥尤其喜歡。哥哥是搭鐵積木(主要是搭車輛機械之類)的高手。他本來更適合學工程學科;但由於『文革』,他幾乎完全沒讀中學,無法報考理工科,便在友人杜亞峰的建議下學了經濟,研究生讀了金融。
父親有時也給我開小灶。他從顧鵬程先生那裡借來一本西洋美術史畫冊,把一幅幅畫後面的故事講給我聽。記得到了印象派他就卡殼兒了,對梵高的自畫像大惑不解。我最喜歡看父親畫畫,看一個個活靈活現的人物、景物從他手下魔術般地變出來,感覺神極了。我家中現在擺放著一個英國鉛兵玩具,是我第一次去倫敦時買的,因小時候見父親畫過。我自己也喜歡畫畫兒、搭積木(一般的玩法是搭建築立面,但我愛蓋立體的房子)。他鼓勵我發展這些愛好,但隨我去,並不指點。小時候我還在吉祥戲院看了不少京劇。帶我長大的老阿姨喜歡,去戲院的路上總是讓我騎在她肩上。漸漸地京劇成為我的興趣,在家常常比比畫畫地『演戲』,特想要一個作道具用的特殊馬鞭,父母就帶我去王府井一家專賣戲劇服裝道具的商店買了一個。售貨員很困惑,這家人不想讓孩子學戲而是買道具給孩子玩。所以說,父母有時也很慣我們,不過滿足我們要求時,多少還是與培養我們的愛好有些關系。
『文革』時,有時氣氛稍有寬松,父親就想到讓我們兄弟學點兒國學,讀古文,臨字帖。父親請好友劉大中先生教我們。劉叔叔我們很熟悉,他的兒子劉正更是我們的伙伴,我們沒有抵制,但也沒好好學。劉叔叔是清朝末代狀元劉春霖的孫子,雖家學深厚,但也無奈我們兩個頑童。現在想來,真是愧對他的一番苦心。不過也幸虧那時補了點兒課,否則我們對國學將是不堪設想的無知。
父親唯一對我們兄弟明確的要求是學英文。這件事兒絕沒商量。盡管父親英文非常好,他還是給我們請了老師。開始是一對周姓歸國華僑夫婦,他們沒孩子,既教我們英文又和我們一起玩兒。不過玩的方面似乎更成功些,打橋牌,做毛主席像章,和周媽媽的妹妹的孩子們及其他親戚都打成一片。至於學英文的情況,用周媽媽的話來概括就是:我好像在趕兩頭牛上樹!可惜『文革』中夫婦倆為維護尊嚴自殺了。以後父母又請了別的老師,是一個遠房表姨夫和他女兒汪華表姐。當老師斷頓兒時,我爸爸只好自己上。因為是在『文革』期間,怕被鄰居看到,英語課本外面都包了書皮兒,並寫上其他書名。如此這般,盡管我沒有語言天賦,也不用功,多年下來,還是磨出來了很好的基礎。哥哥在內蒙古,就沒這樣的條件,要等回京後纔能恢復英語的學習了。
1977年高考恢復,由於周圍的朋友都准備參加,我們哥兒倆也不能例外。哥哥從內蒙古軍墾回來不久,本來想補習一年再考,但在父母的督促下,決定不再拖延。父母比較替哥哥擔心,因為他沒上過中學,不像我還上過兩年高中。至於我,父母兩人都表現出不著急。後來纔知道,原來是因為父親對我考上大學絕對有信心,而我母親對我則完全沒信心。我當時在北京稀土研究所已有一份學徒工作,媽媽覺得也還過得去。由於沒壓力,我考前還借出差出去游玩,功課都是在火車上溫習的。一天,我媽媽在街上遇到一個我們的朋友對她講:伯母,都什麼時候了,還讓弟弟(我的小名)在外面亂跑?她纔意識到有點兒不對勁兒。然而到了選專業的時候,我卻遇到了難題:我想學油畫,但畫得太差,考美院無望。數理化又不行,學不了理工科。正為難,父親發了話:也許你應該考慮學我這行,既不要畫得太好,數理化也不用怎麼樣。我當時也曾想過學習裝潢設計,但競爭太激烈,我的繪畫能力,工藝美院也休想進去。於是父親又說:如果你想搞設計,設計建築多好,比糖紙、火柴盒大多了!於是我聽從父親建議報考了南京工學院的建築系(原中央大學,我父親的母校;現東南大學)並幸運地被錄取了。在南工求學期間,父親曾兩度在假期間考我:一次他構出一個房子,讓我畫立面上的陰影,我沒畫錯;又一次他問我一塊磚為什麼是這麼一個尺寸?我猜著答:跟人手的大小有關系。工人可以一只手拿磚另一只手拿瓦刀。我運氣不錯,猜對了。
記得早在『文革』時,父親有一天就曾冷不丁地問我:如果有機會去國外留學,你敢不敢去?我的第一反應是父親瘋了。再一想即使有機會,一個人去國外也真夠可怕的,我那會兒還從來沒離開過家。當然,後來發現父親其實非常清醒:他堅信中國一定會開放,所以纔堅持讓我們學英文。當然也和他自己錯過了留學機遇不無關系。哥哥和我先後在1980年和1981年去美國讀書,成了『文革』後最早的一批留學生,正如父親所計劃的那樣。
不知從何時起,父親對我有了一個很高的事業期望。他那時去美國訪問,在哈佛見了當時建築系系主任、貝聿銘事務所的合伙人亨利考伯,我也不知道在想什麼,居然冒出一句:以後我也要當哈佛系主任。父親臉上露出了痛苦的表情。我自以為口出狂言,趕忙為這沒邊兒的野心道歉。不想我父親卻說:當個系主任算什麼,你的野心太小了!要做就做個好建築師!前些年,我擔任了麻省理工學院建築系系主任。不過從來沒有忘記父親的訓導,當了一屆就辭職了,至今仍在為做一個好建築師而努力。
我父親家教最成功的地方也恰恰是最失敗的。他和母親教會了我們獨立思考,我們不聽話了。我後來回國從事建築實踐,有一段時間常與父親因建築觀點不同發生爭執。一晚停電,父親在黑暗中對我說:我對你徹底失望了。不記得當時我說什麼了,最可能是什麼都沒說。多年後的今天,我反而感謝父親的這句話,因為一方面他這句話給我減少了壓力,另一方面這句話至今仍在激勵著我。
(作者是張開濟先生二兒子,著名建築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