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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史學家一樣逛北京》
竇欣平著北京燕山出版社
這一年本沒有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卻因適逢慈禧七十壽辰而破例增加了一次考試。皇朝開恩,多給文人們一次登科的機會。
北京孔廟內的進士碑林起源於元代,豐富於明代,而後又延續至清代。直到中國科舉制度廢止,碑林中已矗立起石碑一百九十八座,題刻著元、明、清三個朝代六百年來五萬一千六百二十四名進士的姓名、籍貫和錄取名次,見證了中國科舉制度的興與衰。
進士碑林的第一座題名碑,立於1315年。那一年,元仁宗首次開科取士,將五十六名新科進士的姓名、籍貫、名次題刻於石碑上,立在孔廟院中,開創先河。孔廟中立起的元代題名碑總共是九座,但到了明代,其中六座題名碑竟被磨去了字跡,改刻為明朝進士題名碑,所以孔廟中留存後世的元代題名碑僅有三座,加上明代進士題名碑七十七座和清代進士題名碑一百一十八座,總共是一百九十八座。
進士碑林的最後一座進士題名碑,立於1904年。說起來,這座碑的出現源於兩個意外。
第一個意外指的是,這一年本沒有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只是因為適逢慈禧太後七十歲壽辰,纔破例增加了一次考試,被稱為『恩科』,意為皇朝開恩多給文人們一次登科的機會。在考試的初試階段,共產生貢士二百七十三名。如無意外,這些貢士們在參加殿試後,均能獲得進士,差別只是在名次上,唯有三人能名列一甲前三名:第一名為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是探花。進士名單很快呈報給宮廷,慈禧太後見第一名譚延闓是湖南人,頓時聯想起曾經鬧得沸沸揚揚的『戊戌變法』中,一個名叫譚嗣同的領頭人就是湖南人,內心當然不快,於是便將譚延闓降為第二甲第三十四名進士。慈禧再看,第二名叫朱汝珍,既與明朝皇帝同姓,又沾了被慈禧害死的珍妃的『珍』字,自然也對這個名字反感,於是也不准他當狀元,只讓他當了『榜眼』。當看到第三名劉春霖的時候,慈禧一陣欣喜,覺得他名字中的『霖』字有雨水之意,當時正逢春旱,又值甲辰龍年,渴龍得雨水,屬於大吉大利,所以最終決定由劉春霖當選這次恩科考試的狀元。
第二個意外指的是,這些進士們究竟是該為當了進士而喜,還是該為當時的時事而悲?原來,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初四,慈禧太後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布了廢止科舉制度的上諭,標志著自隋朝開始在中國沿用了一千三百餘年的科舉制度的壽終正寢。由於科舉廢止,在前一年參加最後一科考試的進士題名碑冊立一事也被擱置,無人問津。新科進士們遭遇了冰火兩重天,多年的努力卻成為一批末代進士,一時令所有人無法接受,卻又無能為力。無奈之餘,進士們自行集資,湊錢在孔廟內立起了歷史上最後一座進士題名碑。
從第一座碑的無限榮耀,到最後一座碑的無奈,石碑勾勒下一條軌跡,記錄了跌宕起伏的科舉考試史。或許進士們沈浸在金榜題名的喜悅中時,無法想到日後科舉制度的終結,但我們從題名碑中卻可以感受到往昔進士的輝煌,其中許多進士已成為歷史名人而永留史冊,如明代政治家張居正、明朝指揮北京保衛戰的於謙、清代書畫家鄭板橋、清代政治家紀曉嵐、清代文學家及改良主義先驅者龔自珍、清代書法家翁同龢、清道光年間查禁鴉片的林則徐與鄧廷楨、清北洋水師的創建者李鴻章、曾任新中國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長的末代進士沈鈞儒等,正所謂『江山代有纔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