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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華民族》高凱軍著文物出版社
綜合運用地理學、氣象學、考古學、歷史學、民族學等多學科資料,從地域特點和長城興廢的角度探討了中華各族內向發展、互補依存和逐漸走向融合的歷史趨勢,揭示了華夏-漢族-中華-中華民族演進的階段性和表現為『先多效應』的內在規律。
高凱軍:歷史學博士,研究館員。現任首都博物館副館長。榮獲北京市委、市政府授予的『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主要著作有:《中國行政管理學》(副主編,主要撰稿人),《永樂大鍾銘文真跡》(主編);《發現永樂大鍾》(合著);《通古斯族系的興起》;《高凱軍歷史文博論集》等。
如果說長城是偉大的,大家都能接受;如果說長城在中華民族發展史上也存在著大漢族主義等負面影響,大多數人可能不好理解。一分為二看長城,既要看到矛盾雙方的對立和排斥,也要看到矛盾雙方的聯系和統一,以及在一定條件下的相互轉化。魯迅先生早在1925年發表的一段名言,或許是長城問題上存在著對立統一規律的通俗表達:長城的修築『從來不過役死許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嘗擋得住。現在不過是古跡了,但一時也不會滅盡,盡管還要保存它……何時纔不會給長城添新磚呢?這偉大而可詛咒的長城!』(《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第58頁。)只有站在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角度去解讀這句話,纔會有醍醐灌頂之感。
近讀高凱軍先生新著《論中華民族》(文物出版社2012年修訂版),提出了『從長城的興廢看中華民族的起源、形成與發展』等理論,我找到了一分為二看長城的詳盡依據:首先,勞動人民勤勞血汗築成的長城,在歷史上保護了農耕民族休養生息,發展經濟與文化,為形成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先進族群創造了必不可少的條件;同時,由於歷史上存在『內諸夏外夷狄』歧視和排擠少數民族的大漢族傾向,對後世產生了消極影響,如魏晉時期的鄧艾、郭欽等,在面對大量北方少數民族內遷並已經長期同漢人融合的生活現實,不切實際地主張把他們趕回到邊疆去。但是,由於東漢至魏晉全球氣候轉寒,當時的生產力和生存條件低下,北方少數民族內遷已成為一種不可抵擋的歷史趨勢。歷朝政府就是在這一大背景下,交替產生出長城被重視和被忽視兩種政策取向,而被忽視時期,往往是中華民族大融合的發展時期,北方的漁獵、游牧族群在攻破長城阻隔後,又被中原地區先進文化和更早融合的眾多民族所融合,形成一種不可抗拒的『先多效應、內向發展』和文化認同規律,先進性和多數主導的效應,對中華民族形成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論中華民族》引用大量史實,證明了民族融合的歷史主流,中華民族的雛形在唐代就已經形成,比傳統的說法大幅度提前,客觀上有力駁斥了把長城以北的民族看成是『外族』或『征服王朝』,使人們能夠更全面更正確地了解長城的歷史,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
長城這種防御工事最早建於西周早期,周文王派南仲到周原朔方築城以防被趕走的游牧民族再度南侵。戰國時期,燕、趙、秦等列國,也紛紛『拒胡』以築長城。秦統一六國,把北方長城連接起來,至西漢又把秦長城延長到玉門關以西一帶,東起遼東、沿黃河河套以北,經陰山、賀蘭山,在比後來明長城大幅度靠北一線,修建長城達兩萬華裡。一個很值得關注的現象是,凡是重視修長城的朝代,國家的版圖都不如幾個著名的忽視修長城朝代大。如興盛時期的唐朝、元朝、清朝。唐太宗十分蔑視以長城阻礙民族融合,他甚至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為父母。』這裡的『中華』已經是經歷魏晉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中華民族,包括漢族和不斷加入的少數民族。元朝推行漢法,北京的國子監和孔廟,皆為元朝所建。清康熙皇帝實行團結漢蒙回藏各民族政策,認為修長城已無意義,強調惟在『眾志成城』。
毛澤東同志1936年2月作《沁園春·雪》:『北國風光,千裡冰封,萬裡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在偉人眼中,長城在這裡決不是一個簡單的防線,長城內外『莽莽』無際,都被看作是『北國風光』。
中華民族是一個在『先多效應、內向發展』和文化認同規律作用下,以漢族為主要民族並融合多民族共同發展的族群。在中華民族內向發展過程中,先進的核心族群,必然對處於少數、落後的族群產生影響,最終達到各民族的文化認同,共同生活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
一分為二看長城,應用到長城修復工作中,也具有積極作用:我們似乎沒有必要為了旅游而大興土木,保存好各處長城遺址的現狀,原汁原味,『不再給長城添新磚』,或許是最明智的選項。
作者系正陽門管理處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