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稿、紅包稿、人情稿,你是否覺得中國的影評『交口』到泛濫的地步?壞品位、做宣傳、博口碑,你是否認為中國的影評人已經處於變質的地步?從超級影迷到電影論壇活躍分子,從為自己熱愛的影片潑墨到拿片商的紅包碼字,從筆名的唯一性到同時擁有幾個馬甲,影評人這三個字,在業內已經接近貶義詞。中國電影到底需不需要影評人?

　　中國影評人公信力陷入低谷

　　可以這麼說,影評人的公信力現在已經到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在人人號稱影評人的時代,誰再說自己是影評人,別人的第一反應恐怕是:收紅包的。為什麼曾經擔負電影解讀與介紹角色的影評人會淪落至此?記者采訪了多位影評人,或許他們的姓名不便透露,但他們所說的事實不容置疑,這些,也為將來者警示。

　　收紅包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影評人圈子看似熱鬧,但在繁榮的表面下,難掩中國電影評論界養分貧瘠的實質。

　　影評人收紅包已是公開的秘密。幾乎包攬南方系報刊影評的著名影評人T先生說,『引進的好萊塢大片是不會給影評人紅包的,國產影片給的紅包數額從早期一次300元、500元,到現在1000元一份,也有一次給2000元或5000元的,不過這種片子不多,一年能遇到一兩次不錯了。』

　　另一位業內人士W小姐透露,『2010年電影《孔子》宣傳時,非常在意收買影評人,請了十個人左右吧,給出了高達6000元一份的紅包,楊子出品的《白蛇傳說》給影評人的紅包是5000元一份。』

　　從媒體人轉行成為資深電影宣傳的F先生算了一筆賬,『每次國產片宣傳,片商都要求我們請影評人來助陣,並且他們心中有一個必請的名單。以北京為例,有影響力的影評人最多不超過20位,就算請20位影評人,每位都是1000元的費用,也就是兩萬。』

　　不獨立你看到的影評被『審』過

　　在片商觀念中,影評人的大力推薦是獲取好票房的途徑之一,但一些成為片商寵兒的影評人卻認為,通過電影宣傳公司紐帶實現『交易』的方式,並不能讓自己獲得最大化利益。

　　於是,在這行摸爬滾打的部分影評人乾脆直接承擔起外包影片發評論的活兒。和片商談好一筆錢,召集一批寫手開寫。T先生不忌諱地說:『目前尚未下檔的某一線導演的影片在豆瓣網的2000多篇長影評,幾乎都是我約寫的,在網站發布之前,這些影評電影宣傳方都過「審」了,包括導演也「審」。自《關雲長》水軍事件後沒人再犯傻了,不能全都說好,我們寫批評影評都掌握了一定的技巧,批評影評和大部分表揚影評放在一起作用會大得多。』

　　曾經被冠以『中國獨立影評人』的G先生稱:『在中國,影評人不能成為一個終身職業,需要一個平臺給你營造一種書寫的權利,搞獨立是行不通的,只要進入了北京影評人的圈子,和電影大本營太近了,很難不被同化。』

　　壞品位礙於人情誰能不應付

　　影評人圈子很小,單純做職業影評人的並不多,在北京很多影評人都在大學或者新聞出版機構工作。當下很多電影宣傳人員是媒體出身,又是和某些導演一塊成長起來的。人情債,讓多數不方便公開身份評論的影評人只能以變換馬甲的方式當槍手『還債』,還有部分影評人不想砸了多年經營的好口碑,也選擇換馬甲來滿足『工作需求』。

　　影評人R先生無奈地說:『比如《畫皮2》,我看完了不能說它好還是不好,主要就圍繞一句針對15-25歲女觀眾,這部片會很賣座。』正因為如此,中國影評界出現了越來越多不痛不癢、無法一針見血卻也無法真正妥協的人情稿。

　　T先生承認,一篇千字的應景影評只需耗時15分鍾左右:『寫得多了,都有既定的路數和用語。』另外,還有一些影評人因為眼界或者個人喜好,常在網上發表一些聳人聽聞的觀點,比如大量稱贊某些爛片等。凡此種種,不僅電影評論喪失了原本該有的原創力,還壞了影評人自己和觀眾的品位。

　　當跳板寫影評是為了進入電影圈

　　幾乎所有受訪的影評人都必提這麼一句:『中國稿費標准太低,如果影評人不收紅包,必定餓死。』

　　轉行做更賺錢的事,是目前多數尚活躍在影評界的影評人的心聲。看看拿高額紅包的影評人的發展軌跡,可以發現影評人這個詞對這類人而言,已經成為其向編劇進發的跳板。經過兩三年的打拼,在北京買了房子,實現了溫飽並掌握了一些電影資源後,影評人成為電影編劇並不是太難的事。於是,一個奇妙的怪圈形成了,影評人參與編劇、制作的電影,在依靠影評人的人際關系網進行口碑營銷時,不論片子好壞,『交口稱贊』成了電影評論界無法規避的問題。

　　對以影評人為跳板進入電影圈的現象,G先生稱:『你看現在上某些節目的人,幾乎都掛著影評人的頭銜,影評人能怎麼辦?轉行吧,轉行乾嗎?不如當編劇吧。』

　　影響力微乎其微

　　說到影評人的作用,很多人會想起法國新浪潮和美國的那些牛逼的影評人,那些法國影評人能對電影史產生影響；在美國,影評人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電影的票房,而中國影評人呢,無論是對導演來說還是對觀眾來說,他們的影響都微乎其微,你看中國的影評,有幾篇是真正的影評?與誰交流?

　　有這麼一個段子,據說當年張藝謀在拍《紅高粱》時,拿給老藝術家鄭洞天、北京電影學院的教授倪震兩位老師看,結果被臭罵一頓,罵得張藝謀都不敢抬頭說話,沒想到《紅高粱》送到國外電影節上,遍地開花,兩位前輩傻眼了。段子歸段子,中國影評人不論是學術派還是民間派,都沒能成為影響導演制作方向的旗幟或者是中國電影節獎項的風向標。

　　盡管所有除了投資方以外的從業者都知道中國式影評人的存在可能是形式大於內容,但是影評人依舊拿著紅包活得很好,多數受訪者並不心虛。

　　投資方在乎架勢,導演在乎氣勢,影評人善於利用形勢,每個人都在恰如其分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卻沒有思考觀眾究竟會不會因影評人的評論而為電影埋單。

　　記者在廣州和北京4家具有代表性的影院抽樣調查發現,完全無視影評人的觀眾分別為67%、63%、60%和44%,佔據了絕大多數,而影評能左右他們看片選擇的,只有零星幾個人。要想通過影評來影響觀眾的電影品位,基本是一件微乎其微的事情。

　　中國影評人先天不足

　　提到影評人,不得不說法國新浪潮電影的起源。上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法國新浪潮代表導演特呂弗、戈達爾均是當時法國著名電影雜志《電影手冊》的影評人,這些年輕人沒有經過科班的電影知識學習,作為電影的狂熱愛好者,他們經常為一些激進的雜志撰稿,肆無忌憚地攻擊一些保守的電影導演,推翻電影史上已成定式的理論和技法,主張將攝像機的鏡頭帶入現實生活中,而不是去進行龐大的敘事或者拍攝一些似是而非的無病呻吟之作。

　　在美國,影評人和電影研究這門學科掛鉤可以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追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南加州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高校,都為美國電影工業和電影評論行業輸送人纔,奧斯卡獎評獎制度就與美國的影評人密不可分,在美國有多項影評人協會設置的獎項。

　　中國電影產業與歐美國家相比,本身就有技術上的落後與理論上的先天不足。目前活躍在評論界的影評人大多數是上世紀70年代出生的電影發燒友,他們從書寫對電影的觀後感開始,逐漸發展為電影評論群體。這個群體並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具備行業性,更無從提及影響中國電影。

　　據《南都娛樂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