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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榮獲第8屆茅盾文學獎的《一句頂一萬句》進一步加碼了劉震雲在文壇的分量,那麼與馮小剛等導演合作的《一地雞毛》《手機》《我叫劉躍進》《溫故1942》等影視劇,則讓劉震雲逐漸走向臺前,成爲更具大衆知名度的作家和編劇。在電影《溫故1942》和小說再版亮相之前,劉震雲的最新小說《我不是潘金蓮》也在大陸和臺灣同時首發。接受記者採訪時,劉震雲篤信:藝術創作者最終較量的一定是哲學和思想的力量,而不是技術層面,目前中國的作家和導演中有見識的太少了,而他和馮小剛則是爲數不多的有見識的人,有見識的創作者纔會講出好故事。
獲獎時正在菜市場
因爲劉震雲愛吃麪,所以採訪當天,他的午飯是在老北京炸醬麪館解決的,“其實平常我們家很少在外面吃飯,在家吃得清淡,我愛吃麪,一頓西紅柿雞蛋麪花不了幾塊錢。”曾擔任過北京奧運會火炬手的劉震雲除了每天要跑5000米,還愛逛菜市場,熟悉各種果蔬價格,喜歡趕在快收攤兒時和雨天去撿便宜,當初茅盾文學獎公佈獲獎名單時,他正在菜市場琢磨是買茄子還是買西紅柿。喜歡跟各行各業人聊天的劉震雲挺反感“作家採風體驗生活”的說法,“作家本來就在生活中,不要把這個行業的人看得比另一個行業高貴,讀過書的未必就有見識。我從來不特意採風什麼的,就是正常生活,不用特別觀察,喜歡誰就跟誰多聊幾句。用原型寫小說不是不可以,但那只是生活表面的啓發,不能和生活邏輯思考成就的小說相提並論。”
記者:爲什麼新書的兩篇序言加起來十幾萬字,正文才幾千字?
劉震雲:這本書探討的是生活邏輯的荒誕底線,貌似以李雪蓮這個女性爲主角,實際主角卻是因李雪蓮被撤職的原縣長史爲民,想要說清楚史爲民的故事,就必須先講清楚李愛蓮的故事。李雪蓮以嚴肅對待荒誕,最終失敗了;但史爲民以荒誕對待荒誕,反倒成功了。真正的荒誕是人的荒誕,荒誕像深淵,沒有底線,每個人都身陷其中,我們指責他人荒誕的同時,自己也在過着荒誕的生活。別看正文部分很短,但是最見功力。好多朋友看了書給我發短信說“你繞死我了”,其實好的作家就應該繞,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從別人說不清楚的地方開始把它說清楚,我喜歡寫小人物小事情裏的大道理。
記者:你的這些寓意,年輕讀者能領會嗎?
劉震雲:如果寓意一時感覺不到,那就二時感覺,二時感覺不到,就三時感覺唄。《紅樓夢》爲什麼能讀到現在?這就是小說的魅力。其實,之前《一句頂一萬句》中該感動的地方,不同年齡層的人都感動了。80後和90後讀我書的人還挺多的,我在大學能看到80後的博士論文寫我的作品,那論述相當有深度,90後在網上給我的留言,說得也很好。
記者:都說你這是首次嘗試寫女性,怎麼還是以男性爲主角的?你是不是不擅長女性視角?
劉震雲:我覺得寫作無論男性視角還是女性視角,都很狹隘,一定有超越這兩者的更高角度,那就是人性的角度。我的故事主角以男性爲主,但在生活邏輯面前,在人性面前,性別的差異已經微不足道了。從古到今,無論中外,其實人類基本的善惡標準是沒怎麼變化的,社會外在的變化很快,但人性方面的變化很慢,正是這種慢帶給我們溫暖。
記者:創作中莫言離不開故鄉高密,那麼故鄉對你來說意味着什麼?
劉震雲:河南特別是延津在我的創作中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溫故1942》寫的就是河南旱災引起的大饑荒,不僅是題材上關注河南,更重要的是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深受影響,就像羊肉在河南一定會做成羊肉燴麪,在西安就要做成羊肉泡饃。一年裏我會回家鄉好幾次,回到村裏,就像魚兒回到了大海。直到現在,有人說20公里,我就馬上想到我們村到縣城的距離,我是用故鄉來丈量世界的。河南人特別勤奮、幽默,也特別能吃虧。幽默其實是一種生活態度,我的幽默即來自於此。而且我從來不裝,也不佔別人的便宜,很多電影公司起草的合同都是對他們自己有利,我就看不上這種愛佔別人便宜的。
中國電影不缺錢缺見識
除了在自己小說改編的影視劇中客串,劉震雲還曾在《甲方乙方》和《桃花運》中出鏡。對於客串表演一事,劉震雲擺擺手說:“以後不會了,不光我自己覺得,小剛他們都認爲我沒有任何表演天賦。”談起名氣,劉震雲坦言:“一個作家比一個明星的名氣大,這是應該的。有很多作者的名氣都大過明星,李白、曹雪芹都比梁朝偉名氣大吧?”雖然一年沒發過微博了,但是劉震雲經常在微博“潛水”,新作最後一章即借鑑了微博段子,“微博的作用太大了,我覺得人民羣衆的智慧是無限的,所以爲民衆寫作是我堅持不懈的追求。”
記者:很多作家都覺得當編劇會傷害文學創作,你呢?
劉震雲:我的職業其實不能算編劇,因爲我從來沒有單獨創作過劇本,只是把自己的小說變成了劇本。還有我覺得能寫好劇本會對寫小說有益處,會讓對話更精粹。我覺得編劇比作家更不容易,不能自己說了算,編劇工作我其實做得不太好。其實,我絕大部分時間還是在書桌前跟我書裏的人物在一起,我接觸影視圈,是因爲在這個圈裏有那麼一到兩個好朋友。圈和圈之間沒有高下貴賤之分,哪個圈裏都有特別好的有見識的人。跟這些有見識的人在一起,我確實能學到很多東西。
記者:那你覺得馮小剛有見識吧?新作還會讓他搬上銀幕嗎?
劉震雲:《我不是潘金蓮》會不會改編成影視劇,要問導演,要看契機。我覺得《一句頂一萬句》有些特別好的章節片段,非常適合改編成電影,改編了肯定是好電影,我相信這些作品總有一天都會變成電影。我總是和相同的人合作,是因爲他的基本世界觀、方法論和我一樣,我和小剛合作過《一地雞毛》《手機》《溫故1942》。其實小說《溫故1942》沒有什麼故事情節,非常不適合改編成電影,要把這麼一部沒有畫面感的小說拍成波瀾壯闊、震撼人心的民族心靈史電影,這種能力就是見識。有見識的人一定是看得遠、深明大義的人,佔便宜就是沒見識的最大表現。中國電影不缺錢,缺的是有見識的人,其他行業也一樣,我們各行各業的精英都應該把目光放長遠一些,別老做表面文章,巴黎19世紀修建的城市下水道到現在還在用,看一年和看十年、看一百年的出發點和到達地一定不一樣。我發現好多藝術工作者對作品裏的人物、節目裏的嘉賓,沒有什麼真情,僅僅是一種利用,更談不上見識,這也是現在很多書和電影讓人失望的原因。
記者:你的作品好像特別偏愛一根筋的人,其實要是他們不這樣,日子會好過很多啊。
劉震雲:你不知道辛苦是幸福的開始嗎?李雪蓮、楊百順這樣較真的人因爲不向現實妥協才更可貴。我是非常喜歡遇理兒很“?”的人和很“繞”的人,這樣的人值得尊敬。我寫這麼一部“繞”的小說,然後這麼不厭其煩地講給你們這些,我還不“?”嗎?不過,我討厭遇事兒“?”和“繞”的人。
記者:你是有遠見的人嗎?知識分子怎樣纔算達標?
劉震雲:算是,我們現在能在一起談未來、談見識,這就是有遠見的開始。一個人的哲學和思想認識構成了他的遠見,遠見區別於現在,關乎未來。作家、導演這些藝術創作者,最終較量的一定是哲學和思想的力量,而不會是人物塑造、語言雕琢這些技術層面的東西。知識分子應當像探照燈,照亮民族的未來,爲這個民族領路。
新報記者宇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