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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理
-劉世凱
如果現在有可能,你被扔在一個荒島上,沒有煙火,沒有朋友。你願不願意?
你肯定會譏笑我:這不是傻嗎?幹這玩意作甚?
行,讓我來換個問題:現在,你還是如上個問題預設的那樣,被丟棄在一個荒島上,但有朋友,有愛你的人。一年後,你覺得你們還是你們自己嗎?或者說,原初的友誼、愛情、人性還會存留嗎?
這是英國作家威廉·戈爾丁在其傳世名著《蠅王》提出的詰問。而他給出的答案卻是:不會,永遠不會。
小說假想了這樣的情形:第三次世界大戰期間,一羣孩子搭上了當地的飛機進行撤離;飛機在途中發生事故,墜落在一個荒島上,孩子們存活了下來。在這個人跡罕至的孤島上,這些少不更事的孩子開始一步步學會如何生存:他們一致推選拉爾夫作爲“頭頭”,並學會了打獵、生柴、建屋……一切似乎是那麼井然有序。然而,很快,他們的“組織”開始出現內訌,驟然分成了兩派:一派以拉爾夫爲首,另一派以傑克爲首。前者恪守着外部文明世界的一切美好的價值秩序;後者則選擇了與當地的野蠻人結合,侍奉一種嗜血的、顛覆性的人性觀點。
從這一刻後,戈爾丁開始把小說推向了更爲殘酷的場域———“人消滅人”。兩派的孩子開始爲爭奪權力而相互傾軋、殺戮。傑克代表的原始一派漸漸在這場爭奪中處於上峯,更多的孩子也開始投奔於他。最後,拉爾夫領導的一派只剩下了他自己。拉爾夫開始被“通緝”,儼然成爲了這個荒蠻世界的公敵。我想,任何人讀到此處都會冒一身冷汗:一場孩子間貌似無意的矛盾,既然會激化到以羣體的力量去消滅一個人的殘酷地步,而且沒有任何申訴的可能,所謂公平與正義,所謂常識與真理,在這裏全都失效,剩下的只有某種人性深處流動的惡。
在小說的結尾,終於以一個成人軍官的到來,結束了這場荒謬之極的殺戮。拉爾夫再也不需要逃亡了,然而,他卻哭了———“這是他上島以來第一次盡情地哭;巨大的悲痛使他一陣陣抽搐……他失聲痛哭:爲童心的泯滅和人性的黑暗而哭泣,爲忠實而有頭腦的朋友豬崽子墜落慘死而悲泣。”
戈爾丁是警惕於人性的惡的,或者說有點耿耿於懷。在其一生的創作中,揭櫫人性內在的黑暗和惡,似成爲了一個永遠縈繞的主題。在這部小說中,他又給我們這樣的難題:當人性的善意找不到任何出口,當我們面對的只是一個完全封閉、常識受挫、價值顛倒的環境時,有誰可以保證我們內心世界基本的良知會免於沉淪?或者說,有誰可以保證,我們內心的那份惡,不會由此滋長、膨脹、破滅?
戈爾丁給出的答案無疑是消極、甚至可以說是虛無和悲觀的,然而這種悲觀確實極爲真誠的。這種鏗鏘有力的對人性惡的反省,當然可以追溯到西方宗教價值的某種啓迪。然而,我覺得,這種對人性惡的自覺體認,對整個人類文明應該是有足夠意義的:小到每個個體,大至一個國家,如果對於自己內在的“惡”缺乏足夠的警醒和反思,麻木於滋長的權力系統,從而把任何一個作爲弱勢的個體當做草芥一般隨意愚弄、歸類、打壓,那麼它必然是可悲的;相反,如果一個國家的每個個體都能在沉醉中停下來想一想自己令人羞恥的“狂熱”和“暴戾”的惡,認識到自身無可避免有限性,一個社會理性的謙卑建構纔會成爲可能。
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利》一書中曾經有過這樣的例子———
設若有個水果商一天在他的店裏掛起了一副爲附和權勢的標語。他明知道自己的這幅標語是虛僞和空洞的,但他依然照樣天天掛在那裏,而且假裝歡喜,因爲這樣做,他就能完全過上“與社會和諧一致”的生活。
而某一天,這位水果商突然感覺到了自己“平庸的惡”,所以,他覺得自己應該做點別的來證明自己的良知。於是,他不去投票,不去四處貼標語,在政治會議上說出真話,表達自己對於其他有良知人的認同和支持。不久後,他可能爲此付出代價,他會被解職,他的社會地位會被打壓。然而,他對得起自己的底線和良知。因爲,“他像大家昭示着真實生活的可能。”
蘇格拉底說過:未經審問明辨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我想,哈維爾提到的這位水果商,當他誠實面對自己的惡,明辨於是非和曲直時,他自己就已經生活在“真實生活”之中;比起那些生活在謊言之中而自娛自樂的犬儒而言,他的內心世界一定會因爲自己意識到自己的惡,而變得無比明亮。
漢娜·阿倫特說過:“我自己的民族所犯的惡行,自然比其他民族犯的惡行,給我帶來更大的悲傷。”阿倫特不惜和往日的親友反目,都一如既往地堅持對自己民族“惡”的責難,令人肅然起敬。
劉世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