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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燭鰣魚並非絕種,也與我擦肩而過。據南通的朋友說,長江四鮮裏,確實有一種鰣魚,因人類歷年來的瘋狂捕食,而幾近絕跡。在南通的任何飯店點長江四鮮,至少有一種缺席。“四鮮”變成了“三鮮”,另一種名存實亡。真擔心如此下去,若干年後,所謂長江四鮮,將徹底變成當地風俗辭典裏空頭的條目,而在現實的江水裏無跡可尋。
這絕非杞人憂天。我此次來南通,吃到的河豚、刀魚之類,都已是人工養殖的了。作爲保護野生品種的措施,當然是好的。但由此亦可見野生品種的稀缺的瀕危。
我在南通,沒吃到鰣魚。不知是因爲鰣魚已瀕臨滅絕,還是來的時機不對。鰣魚由於“其出有時”而被命名爲鰣魚:“年年初夏時則出,余月不復有也,故名。”(《食鑑本草》)它是海魚,每年只有五、六月間短短的日子裏,才能在長江裏見到。而現在已是盛夏,即使我是多麼景仰江南的鰣魚喲。朱偉《考吃》一書,說到只有在特殊的節令才能吃到鰣魚,而且鰣魚離水便死,因此吃新鮮鰣魚更顯不易:“鰣魚成爲名貴之魚,大約始於宋。因鰣魚少而稀罕,宋以前史料中難見食鰣魚的記錄。梅堯臣有《時魚》詩後,江南文人騷客始以食鰣魚作爲時尚。明以後,鰣魚被規定爲南京應天府上貢貢品。明時入貢,選肥美者,陸路用快馬,水路用水船……入清以後,進貢規模更爲擴大,在南京設有專門的冰窖,每三十里立一站,白天懸旗,晚上懸燈,作飛速傳遞……送魚人在途中不準吃飯,只吃蛋、酒和冰水,三千里路,要求三日之內送到。當時宮中時有鰣魚宴。”中國古代的“特快專遞”,我至少已知道兩種:一是唐朝爲楊貴妃運荔枝以博千金一笑的(“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二是明清時向北京進貢江南鰣魚的“五月鰣魚已至燕,荔枝蘆桔未應先。賜鮮遍及中官弟,薦熟誰開寢廟筵。白日風塵馳驛路,炎天冰雪護江船。銀鱗細骨堪憐汝,玉箸金盤敢望傳。”——明人何大復詩)鰣魚是比荔枝還要嬌貴且費事的貢品。僅僅爲了滿足皇帝嚐鮮的慾望,長江下游的鰣魚,就這樣勞命傷財地被火速託運到遠在燕山腳下的京都——畢竟,那是一個還沒有汽車、火車、飛機的時代。鰣魚進貢,整整延續了兩百多年。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山東的地方官張能麟,冒着掉腦袋的危險,直言不諱地寫了一道《代清停供鰣魚疏》:“一鰣之味,何關重輕!臣竊詔鰣非難供,而鰣之性難供。鰣字從時,惟四月則有,他時則無。諸魚養可生,此魚出網則息。他魚生息可餐,此魚味變極惡……若天廚珍膳,滋味萬品,何取一魚?竊計鰣產於江南之揚子江,達於京師,二千五百餘里。進貢之員,每三十里立一塘,豎立旗杆,日則懸旌,夜則懸燈,通計備馬三千餘匹,夫數千人……故一聞進貢鰣魚,凡此二三千里地當孔道之官民,實有晝夜恐懼不寧者。”康熙皇帝讀到這段文字,臉紅了。下令“永免進貢”,從而爲山水迢遙的鰣貢畫上句號。張能麟夠有勇氣的,一語道破了“皇帝的新衣”,使沿途爲鰣貢所苦的官民得以解脫。
小小的鰣魚,曾經出現在大清帝國的奏摺與聖旨之中!它被列入長江四鮮之中是當之無愧的。連遠方的皇帝都饞這一口。它也一度被“御用”。鰣魚在古代的名氣,比現在大得多。“長江四鮮”對於它,並不算最高榮譽。古有四大美魚之稱,其一就是富春江鰣魚,另三種分別是黃河鯉魚、伊洛魴魚、松江鱸魚。
鰣魚長有優美的鱗片,彷彿彩虹閃爍。清代的一位浪漫詩人,叫謝墉的,把鰣魚比作沉魚落雁、閒月羞花的西施:“網得西施國色真,詩云南國有佳人。朝潮拍岸鱗浮玉,夜月寒光掉尾銀……”如果索性將長江四鮮與中國古代四大美女相提並論,鰣魚像西施,已有定論;那麼另三種呢?我私下以爲:河豚像楊貴妃,豐腴、富麗,“溫泉水滑洗凝脂”——這確實是我在南通第一次品嚐河豚時的感受;刀魚像趙飛燕,楊柳依依、弱若無骨,“二月春風似剪刀”,才能裁剪出如此婀娜的身段;魚,應該像貂蟬了,有柔情而又不乏俠骨……
長江四鮮裏,最出風頭的,除了河豚,就要算鰣魚。蘇東坡爲河豚寫過詩,鰣魚也不乏讚美者,包括揚州八怪的鄭板橋:“江南鮮筍趁鰣魚,爛煮春風三月初。”看來江南的烹調手法中,竹筍與鰣魚是最佳搭配(鮮上加鮮、鮮外有鮮),彷彿金童玉女。鰣魚成爲貢品之後,如同越溪的浣紗女西施被送進吳宮,頓時身價百倍。“鰣魚初出時,率千錢一尾,非達官巨賈,不得沾箸。”(清人黎士宏《仁恕堂筆記》)它成了上流社會的專利,而且在宴會上獨領風騷:“鰣魚初出時,豪貴爭以餉遺,價值貴,寒婁不得食也。凡賓筵,魚例處後,獨鰣先登。”(清人《冷廬雜識》)
我從北京長途跋涉,來到長江下游,沒見到鰣魚。只怪自己來得不是時候。作爲補償的辦法,那就多讀幾篇關於鰣魚的詩文吧。想象中的鰣魚,更美!留一點遺憾,其實是在留一點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