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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和1978年,全國共有近1200萬人參加高考,最終只有不到70萬人圓夢大學,錄取率不到6%。在那個年代,考上大學就意味著命運的改變——從農民、工人轉身成為乾部。由於歷經『文革』教育斷層,那個年代的大學生近乎『自虐』般學習一切知識,更是讓現在的大學生難以望其項背。
我們通過幾個人物的故事,記錄了這代人通過高考上大學以及在大學裡的生活和收獲,希望能給世人有所啟迪。
『沒見過如此衰敗的學校』
人物資料:陳錫文,祖籍丹陽,1950年出生於上海。1978年從黑龍江考入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就讀。1982年大學畢業後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業經濟研究所工作。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
1977年,國家恢復高校招生考試制度,當時的陳錫文已經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下鄉9年。欣喜若狂正欲報考的他被當時黑龍江『沒有高中學歷,年齡超過25周歲不能報考』的政策所阻。直到1978年,陳錫文纔圓了自己的大學夢,被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錄取。
時間回到1978年9月中旬,收到人民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陳錫文,花了三四天辦好各種手續,托運走行李後,踏上赴京求學之路。9月22日上午,他出現在北京站站前廣場。
『很奇怪當時竟然沒有看見新生接待站。』陳錫文說,自己只好一路打聽著往學校趕。走到校門口,他看到有兩位軍人在站崗,上前一問,得到的回答讓陳錫文詫異,『沒聽說人大開學,也沒見到學生來報到。』
根據指點,陳錫文進門來到紅一樓,順著走廊一間間房子找過去,終於看到有間掛著『學生處』牌子的辦公室。『老師,請問在哪兒報到?』陳錫文忐忑地詢問一位正在辦公的女老師,老師抬起頭來很奇怪地看著他反問道:『報什麼到?不是通知你們推遲了嗎?』原來,當時人大剛復校不久,校園面積還很小,沒法正常開學。
這時,當時農經系的副主任張平正巧走過。張平帶著陳錫文,來到一棟灰色二層磚樓前,上了二層。只見長長的走廊裡滿是坐在馬紮上的老師,好像是在開會,『大家看啊,第一個報到的學生來了,是我們系的。』張平衝著那些老師嚷嚷。所有老師都很驚訝地看著陳錫文,繼而大聲喊:『歡迎!歡迎!』陳錫文不知所措,只能忙不迭地向走廊兩頭一個勁地鞠躬。
由於尚未開學,陳錫文被安置在校辦工廠的十八間房住。滿院的荒草長到齊肩高,沒有一間的門窗玻璃是齊全的。陳錫文說,『我真是沒有想到,夢寐以求的人民大學竟然會是這個樣子,我在黑龍江呆了10年也沒見過如此衰敗的學校。』
如今,距離陳錫文在人大復校後第一個來報到的那天,已經過去了34年。他說自己至今記得在荒涼的十八間房裡度過的人民大學第一夜。那一天,許多老師講了許多遍『慢慢會好的』。30多年過去,每次回來看到人大校園日新月異,高樓林立,甚至『略顯擁擠』,陳錫文說,這在當時是無法想象的。
『上大學改變了我的一生』
人物資料:馮惠玲,江蘇儀征人。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檔案系學習,1985年碩士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歷任檔案學系副主任、主任、檔案學院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兼檔案館館長。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
8月4日,中國人民大學舉行77、78級校友畢業30周年紀念大會。馮惠玲推掉了原定的出差行程,早早就來到了會場,別上檔案系的胸章,與每一名老同學握手、擁抱、寒暄。他們是人大『文革』後復校的第一批畢業生,也是我國『文革』後恢復高考招的第一批大學生。會場上,當30年前的老照片一張張在大屏幕上出現時,馮惠玲感慨萬千:『上大學改變了我一生』。
1966年,年僅13歲的馮惠玲小學剛畢業,就響應上山下鄉的號召,遠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在小說《今夜有暴風雪》的故事發生地,一待就是9年。馮惠玲說,『條件非常艱苦,沒人想到這輩子能離開那裡。』
愛看書的馮惠玲勞動之餘一直揣著課本,直到1977年高考恢復。『我當年在黑龍江就報名考了,但分數上不了北京的大學,於是決定回來再考。』
1978年,馮惠玲回到北京,以待業青年的身份報名參加了當年的高考,『沒想過考不上怎麼辦。』馮惠玲說。
當時有100多萬名返城知青在家待業,他們等待著被分配到那些應屆生挑剩下的工作崗位:工人或者公交車售票員。『我的兵團戰友絕大多數在45歲下崗了,我現在能坐在這裡,倒退35年這是想都不敢想的。人生非常幸運。』馮惠玲說。
1978年正值人大剛復校,條件非常簡陋,窯洞式的宿捨,沙土的操場,不過這些在馮惠玲和她的同學們看來都算不了什麼,『沒有一個人抱怨它的條件,大家在一起讀書、交流,晚上不睡覺,可以一起去公園,簡直幸福極了。』
經歷了十年跨度的學業斷層,這一屆學生年齡差別非常大,25歲的馮惠玲在班裡只能排到13名,最大的同學已經超過30歲。
對於現在有的書描述那一屆學生是以『自虐』的心態刻苦讀書,馮惠玲認為應該用『如飢似渴』更貼切,因為那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快樂。馮惠玲告訴記者,他們當時最愛去的地方就是圖書館,恨不得把圖書館的書都看了,大家在一起聊的都是各種各樣與專業無關的東西,檔案系的人會談經濟學理論,談海明威等文學,什麼都想看。學生每天都是到最後圖書館要關門了,被『轟出來』。然後意猶未盡,繼續在門外的雙杠場地附近交流到深夜,『絕對不像現在的學生為學分、英語四六級而功利地學習。』
那時給人大學生上課的老師,許多都是學科奠基人,如著名黨史研究專家胡華就給本科生上黨史課,『老師沒有半點架子,下了課照樣拎暖壺打水,搬馬紮去開會——那時學校沒有禮堂。』馮惠玲說,對於現在大學生經常討論的就業壓力,他們當時完全沒有這個概念,『沒想過找工作,只想著上大學不容易,要多學一些知識。』
4年後,這批學生被飢渴已久的社會一搶而空。馮惠玲畢業後留在了人大,從教師一步步走到了學校的管理層,也見證了人民大學復校後一步步走向復興。『我在人大呆了34歲,已經深深打上了它的烙印。』馮惠玲說自己早已對學校無法割捨,『有人說這裡是「第二黨校」,說這裡可能會教條。其實這裡非常包容、自由、開放,都是我無比喜歡的。』在馮惠玲看來,包含赤子情懷的人大學子始終承擔著『人民共和國建設者』的責任,一直到現在。
每年都有學生畢業離開,有新生入校就讀。看到一個個年輕的身影,馮惠玲總是會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當年來人大報到、學習時的情景:穿著軍服,拎著馬紮去聽講座。『大學讓人年輕,我經常覺得自己只不過比現在的學生大了幾屆而已,直到學生對她以「慈母」稱呼,纔一陣恍然。』馮惠玲笑著說,她很享受這種在校園的感覺,這是34年前的那次高考給予她的恩賜。
差點兒被打成『反革命』
人物資料:徐建,出生於1952年,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上世紀80年代在深圳策劃成立了中國第一家合伙制律師所和個人律師所,並參加了深圳政改方案的起草。曾擔任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長,現任廣東融關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中國人民大學律師學院院長。
徐建是老三屆的初一生,在恢復高考時以江蘇徐州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人民大學法律系。『脫離了十年動亂的中國,必將走上法制的道路,法律人材定會大有作為。』徐建說自己毫不猶豫報了法律專業。在校期間,他撰文呼吁取消當時存在的反革命罪,差點被徹查『打倒』。
『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狂飆時代,在人大校園,同學們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徐建說,他看到人大校友張志新與四人幫斗爭,最終被割喉管英勇犧牲的事跡後,還在當時的北京日報上發表了題為《鮮血的啟示》的文章,呼吁這樣的悲劇絕不能重演。
在學習刑法分則第一章反革命罪時,徐建結合了張志新的所謂反革命案,提出了將反革命罪改為『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建議。1980年2月,他撰寫的《反革命罪名科學嗎》一文在《探索與爭鳴》雜志上發表,引起關注。當時有人批示:我們與反革命斗爭了幾十年,人民大學居然有學生要取消反革命,該當何罪?徹查!為此,徐建自己差點成了反革命,幸虧高銘暄、王作富等教授據理力爭,認為這只是學術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加上徐建當年在部隊參加核試驗進爆區榮立三等功的證據,此事纔得以平息。
1983年,深圳搞經濟特區,徐建第一個應聘去了深圳對外經濟律師所當律師。在深圳期間,他策劃成立了中國第一家合伙制律師所和個人律師所。
徐建至今記得,在畢業紀念簿上老班長給他留言:『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如今已離校30年,他說自認為無愧於人大學子的稱號,『人大實事求是,為真理而斗爭的校訓將永遠激勵我前進。』
J067王溦攝J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