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習麟到今年8月20日，賀宜同志離開我們整整二十五週年了。長者逝去，漸行漸遠，但我至今還清楚記得他給我的最初印象。

　　大約是1973年，學校爲了搞課外輔導活動，去請了賀宜來講王鐵人的故事。賀宜四方臉，戴着略呈橢圓形的淺邊近視眼鏡，烏黑的頭髮，有一綹飄灑在右額上，穿着藍卡其的中山裝，人並不瘦削，端坐在講臺後用明顯的松江口音，緩緩講述他去六大油田採訪到的鐵人事蹟，全沒有那一時期的聲嘶力竭，也沒有那種讓人眼花的激昂手勢。粉碎“四人幫”之後，有時在一些會議上也見到過賀宜，依舊是那身打扮，見人則微笑着，顯得平易而又和善。

　　真正有機會正式拜見賀宜同志，是1981年初參加《兒童文學研究》的編輯工作之後。他是我們刊物的主編，雖在病中，還時時關心着刊物每期的內容與質量，所以每隔一段時間，我總要去美麗園向他彙報工作，聽取他的意見。在我印象中，低調爲人、淡泊處世，是他最爲突出的品格。

　　賀宜1915年出生於封建家庭，因爲生肖屬虎，而祖父、父母均屬羊，被認爲“剋星”，從此遭受虐待，唸完初中即被輟學。他獨自來到上海，廣泛閱讀，練習寫作，他最初的童話《蛟先生和他的聯盟者》等篇，由周建人先生介紹，刊於1933年《兒童世界》。之後，與葉紫、陳企霞、蕭軍、蕭紅、鍾望陽等青年作家相識；1934年與左翼作家李輝英共同編輯《生生月刊》，不久即參加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說來或許不信，像這樣一位“左聯”的老同志，他參加中國作家協會，卻是在1955年。是他中斷了寫作？不然。二十多年來，他一直不倦地筆耕，僅主要的童話、小說、詩歌等作品集，就有十八本之多。上海解放前夕，他受組織安排轉入解放區，然後去北京出席青年代表大會，會後作爲團的幹部隨軍南下，任青年團上海市委少年部部長，越兩年又調北京團中央工作。他總以爲自己是國家公務人員，爲孩子寫作是自己的天職，並不孜孜於作家之美名。倒是在中國作家協會工作摯友金近看了心急，覺得賀宜至今還在會外，實在是有悖情理，約了當年在上海《新少年報》一起戰鬥的袁鷹，再三動員，他才礙於老友的情面填表入會。

　　“文革”當中，上海各出版社被強制撤併爲一個“大社”，到“四人幫”覆滅，1978年元旦“大社”又撤銷，各社重新掛牌。人盡其材，各歸所位，賀宜被任命爲上海文藝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這一任命，在不少人眼裏實可豔羨，因爲兒童文學一向被視爲“小兒科”，按文化部少兒司的官方統計：“1978年時，全國的兒童讀物事業仍舊只剩下了所謂的‘四個二’，即：二億小讀者、二十個作家、二百個編輯、每年出二百種書。”那一時期，有人把寫兒童文學作爲敲門磚，稍登幾篇作品，就改換門庭，寫成人文學去了。賀宜從小社調到大社、從兒童文學調到成人文學，豈非登天之舉？

　　然而，賀宜接到這項任命，覺得有些可笑：自己幾十年來主要從事兒童文學方面工作，現在落實政策、彌補損失，也不能爲了攀援高位而丟了自己心愛的事業，難道甘心半閉了眼睛去尸位素餐？於是他向上級領導談了自己的想法，他的誠懇感動了決策者，終於回到少兒社主編《兒童文學研究》。

　　我到“兒研”工作時，賀宜已在家中養病，但還不停地寫作隨筆和童話，每當隨筆寫有四五篇時，就存放在我這兒，每期刊發一些。有一回，浙江有位作者寫了一篇評他作品的論文，徑直寄給了他，他隨即轉寄給我，並附刊一箋：“我以爲這類作品不宜在‘兒研’發表，以免給讀者造成爲‘主編’吹噓的印象。還是退還作者，請他另寄別處爲妥。”正是在他的這種囑咐下，我雖不時收到評賀宜作品的論文，有的文章寫得確是很好，他也只好割愛，婉言退給作者了。只是在1983年後，因爲原先計劃好給幾位老作家各發一組評論文章，經過多次懇談，他才同意列入其中，但次序上一定不準排在前邊。

　　1983年是賀宜從事兒童文學創作五十週年，上海作協暨滬上有關單位於9月17日下午舉行了一個紀念會，賀宜從華東醫院由夫人推了輪椅來到會場，向大家深致謝意；他去世後，直到2007年他逝世二十週年時上海作協暨少兒社在作協大廳舉行了“著名作家賀宜、包蕾紀念座談會”，此外就沒有舉行別的形式紀念。他的家屬繼承了賀宜的品德，崇尚淡泊低調，從不張揚生事、自吹雷人。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一個優秀作家的人品和作品，人們是不會輕易忘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