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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鄧賢展示他1982年獲得的首屆電視金鷹獎的獎品:一臺收音機。
1978年春,鄧賢大學時代在雲南大學圖書館留影。
幼時的鄧賢在成都人民公園前留影。
鄧賢保管完好的准考證。
鄧賢的家中擺滿了各式獎狀獎杯。
華西都市報記者張傑攝影朱建國出生於1953年的鄧賢,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很多,他笑稱,這都跟他喜歡乒乓球有關,他甚至認為,他寫作時保持的旺盛精力,也離不開幾十年的乒乓球運動,
『寫作是一場馬拉松賽,不是百米短跑,要打持久戰,沒有一個好身體,是不行的。』
愛文學的鄧賢曾有一個關乎體育的願望:想當乒乓球世界冠軍。
小時候的鄧賢,除了想當作家外,還有一個跟文學絲毫不沾邊的夢想:『當一名職業乒乓球運動員,爭奪世界冠軍。』
兩大夢想
當世界冠軍做大作家
鄧賢告訴記者,他小時候有兩大夢想,『一是做一名大作家;另外就是當一名職業乒乓球運動員,爭奪世界冠軍。』鄧賢很早就表現出在乒乓球運動上的天分,小學一年級進校隊,小學四年級得到西城區少年冠軍,1969年上初中的兩年間,他作為主力兩次奪得成都市中學生乒乓球團體冠軍,並進入少體校。1970年,他被選拔到專業集訓隊,『我的教練是省男隊的王渝龍指導。我當時非常努力,就是奔著要當世界冠軍去的,那也是我當時最大的夢想。』
然而,就在鄧賢向著冠軍夢努力的時候,他卻被通知不能再參加訓練。『我清楚記得,1977年的一天,我在工地上為大家讀報紙,突然讀到一條中國選手楊瑩獲得第34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女子雙打冠軍的消息,楊瑩正是當年和我一起在集訓隊訓練的女隊員。當時我心裡百感交集,簡直要暈過去了,如果不是心理素質比較堅強的話,真的不知道會怎樣。』他暗暗下定決心:我這一生,一定要把我自己乃至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表達出來,寫出像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那樣的記錄時代的作品。
乒乓球世界冠軍夢碎了,鄧賢的夢只剩下一個:當一個像托爾斯泰那樣的大作家。從下鄉當知青之日起,他就開始大量閱讀和思考,七年從未間斷。1977年10月,鄧賢從廣播裡聽到了恢復高考的消息,只讀到初中二年級的他開始認真備考。他和幾個知青共用一本教材,連平田、改土中間的休息時間都用來復習。12月10日,鄧賢直接從工地去了考場。先考語文,作文題目有兩個,一是《青松贊》,一是《攻書莫畏難》,考生可任選一個。『我用70分鍾一氣呵成了一篇《青松贊》。寫完後,看到離考試結束還有很長時間,就把《攻書莫畏難》這篇作文也做了,我還特別在文後注明:考試作文以《青松贊》為准。我甚至還寫了一首感慨考試的打油詩。』
那一年,鄧賢的高考作文分數滿分,被《雲南日報》全文發表。『我此生發表的第一篇作品,竟然是我的高考作文。這件事給我的寫作帶來很大的信心。』鄧賢的語氣裡帶著自豪。也正是因為這篇文章,讓還未進入雲南大學學習的鄧賢,已經在學校成了名人,被直接任命為中文系77級學生黨支部書記。寫作課老師又把他的高考作文作為教學范文。大學畢業後第一個月,鄧賢根據老一輩作家航鷹的短篇小說改寫成的電視劇本《明姑娘》,播出後獲得了全國首屆大眾電視金鷹獎。當時全國僅5位獲獎者。獎品是一臺小收音機。
『王小波從來不洗衣服,但他的不洗衣服不等於不講文明,人們看見他把髒衣服一件件抖出來掛在樹枝上,讓熱帶的瓢潑大雨充當自動洗衣機。』
作家鄰居
與『野牛』王小波的交集
值得一提的是,鄧賢在雲南邊疆當知青時,與大名鼎鼎的北京知青作家王小波有過近距離接觸,『我們同在十團三營,只是我是五連,他在二連。我當時做司務長,每月要去到河對岸的二連打米拉谷糠。二連後勤班有個很有個性的北京男知青,外號叫「野牛」,常常高視闊步特立獨行。他有許多「怪癖」被當作趣聞暗暗流傳,比如野牛很懶,男知青中懶人很多,但他卻懶得與眾不同:他從來不洗衣服,但他的不洗衣服不等於不講文明,人們看見他把髒衣服一件件抖出來掛在樹枝上,讓熱帶的瓢潑大雨充當自動洗衣機。後來他又發明一種自動洗被子的辦法,將被單用圖釘釘在木橋上,任憑河水衝刷數日然後撈起來晾乾,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很「酷」,很另類。當時還聽說「野牛」讀書極多,出口成章,不大與人合群。』
鄧賢後來見到了『野牛』,『像根瘦竹竿,個子較高,說話斯文,北京口音很好聽。我們也曾有機會說過幾句話,但無緣深交就匆匆擦肩,是個遺憾。一年後我結束司務長工作,「野牛」也從二連消失了……』20年後,『野牛』成了『中國文壇黑馬』王小波。鄧賢說,『在他去世之前,本來我們有機會見一面的。我想,就算他不認得我,但提到當年常常到他們連隊拉米的司務長,他肯定會記起我是誰。很不幸他過早去世了,我非常喜歡他的雜文。他的思想很有鋒芒,對語言的把握精准,是個難得的作家。』
『我是一個終生的「文學青年」,我考大學就是為了當作家,這已經成為我人生的唯一選擇。』
文學青年
為寫作放棄仕途和出國
『我熱愛文學,我是一個終生的「文學青年」。』如今功成名就的鄧賢提起『文學』二字,還是如初戀般深情,『在所有的人生岔路口,我放棄了一切別的可能的人生方向,只走文學的路。』1982年,鄧賢大學畢業,他被選中當領導的秘書,但鄧賢最終選擇了留在雲南大學當老師。鄧賢回憶說,『原因非常簡單,因為我這時候內心已經非常清楚:寫作是我這一生要做的事情。留在高校,所處環境比較適合寫作。』1985年,鄧賢的堂兄從美國回來,提出幫助他去美國留學,『當時很多人選擇出國,但我很疑惑:我要當作家,我去美國乾什麼?1996年,又有機會移民加拿大,我也覺得沒有意思,我用中文寫作,我得守住我的母語啊。』
鄧賢提到,他對文學的癡愛,並非每個人都能理解。『有一個朋友打電話得知我在寫作,他問我:你能寫出《紅樓夢》嗎?要是不能寫出來,你為什麼還要寫呢?……不是浪費生命嗎?』朋友的話讓鄧賢開始自我審視,『同學的話正好道出每個作者的痛處。你明知可能終生也寫不出《紅樓夢》那樣的作品,那麼你為什麼還要寫呢?這就如「精衛填海」,一只小小的精衛鳥,天天鍥而不捨地銜石子填海,它什麼時侯能將大海填平呢?這是不是對自己生命的一種浪費?你是不是在做無效勞動?』
但最終鄧賢還是想通了,『當你沒有填海的時侯,你怎麼知道大海填不平呢?當你沒有寫作的時侯,你怎麼知道你不能寫出《紅樓夢》呢?當200多年前的曹雪芹天天喝稀飯住破草房嘔心瀝血寫作的時侯,他未必知道他在200年後能擁有如此多的崇拜者……如果人人都能寫出《紅樓夢》,那麼《紅樓夢》就不是《紅樓夢》;反之如果沒有人寫《紅樓夢》,《紅樓夢》能成為《紅樓夢》嗎?』
如今,鄧賢的大學同學不乏經商從政的佼佼者,有人跟他開玩笑,『你要是留在雲南從政,沒准比我們發展得更好。』『但我真的不羡慕。因為我考大學就是為了當作家,這已經成為我人生的唯一選擇,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撼動。我將用一生擔負起用文字記錄家族史的使命,當作家是我埋藏在心中很久的夢,我有整個家族史需要我用筆表達。』
鄧賢對運動的愛好幾十年如一日,『除了打乒乓球,我還愛爬山、游泳。我周末常去爬青城山,一直堅持了8年。
生活夢想
一生要活在寫作裡
鄧賢的愛人周女士是成都一所中專院校的英語老師,兩人夫唱婦隨,甚是恩愛。在攝影記者為鄧賢拍照時,周女士在旁邊看著鄧賢,目光溫柔。提到自己的愛人,鄧賢滿懷感恩,『我們1982年結婚,到今年,已經相濡以沫30年。我早年在文壇艱苦跋涉,她一直陪著我,鼓勵我,付出很多。』
鄧賢每天的時間安排得非常規律,『與很多作家喜歡夜晚寫作不同,我每天早上七點准時起床寫作。一直寫到午後一點多。下午如果學校有課,就去學校教課。晚上七點開始去俱樂部打乒乓球直到晚上九點多。每天幾乎雷打不動。』由於名聲在外,鄧賢每年都會接到很多以文學為名的某某研討會等邀請,『99%都被我拒絕了。很多會議或活動,更像社會公關活動。我是一個作家,最重要的是寫作,那些對我,意義不大。』
目前,鄧賢仍在成都師范學院(原四川教育學院)中文系任教,『我是教書為業,寫作為生。由於要寫作,學校也體諒我,給我排的課程比較少。我主要教授寫作課,包括影視鑒賞課。我覺得教學是一種雙向互動的過程,在給學生帶去一些啟發的同時,我自己也有不小的收獲。』他認為,大學環境非常適宜讀書寫作,還可借助理論研究的翅膀審視創作,這就是學者型的作家道路。雖然沒有當成乒乓球世界冠軍,但他對運動的愛好幾十年如一日,『除了打球,我還愛爬山、游泳。我周末常去爬青城山,一直堅持了8年。除了興趣愛好外,也是為了給自己換換腦袋:高強度的寫作,需要強健的身體。像我寫紀實文學作品,常常要外出采訪,查閱大量資料,條件十分艱苦,所以我必須以平時運動來儲備體力。』鄧賢說,『常聽到有作家說,寫作只是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充分尊重他人的態度。不過對我而言,寫作不僅僅是生命的一部分,而是整個生命的核心指向。我為自己定下的標准是——生前活在寫作裡,死後活在作品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