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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度作家:許藝
推薦理由
在卡夫卡之後,寫一個變形的故事是需要勇氣的。許藝在小說中讓弟弟變成了一只青蟲,又變成了一片茶葉,能將這個『變形記』講得圓融而不造作,可見她出色的敘述掌控力。許藝小說中超現實的部分容易讓人想起殘雪,她對鄉村的描摹有些像蕭紅。這種簡單的比附只是為了直觀呈現許藝小說的樣貌,並非貼標簽。把許藝放在那些經典的寫作序列中,也意味著對這樣一個青年寫作者,除了近些年慣用的代際話語,更可以在更廣闊的文學時間中認識她。
許藝的小說總帶著一種寧靜、幽深和細膩的特質,雖然寫的是農耕文明的鄉村生活,卻選擇了諸如超現實敘事,使她在這個大量文學作品湧現的時代裡得以脫穎而出。
現實中的她不是專業寫作者,而是一名普通教師,難免遭遇生活的無奈,比如因為『在一年裡乾了三份活,而不是把它們分散在兩年裡完成』評不了職稱。但正如她自己所言:『我需要最普通的社會職業把我牢牢綁在真實的悲喜和瑣碎裡。』『讓文字離生計遠一點,纔能離我更近一點。』
在寫作技巧上,許藝是謙遜的,但在要表達的內容上,她又是不妥協的。在這種不妥協之下,她的作品纔會既非田園牧歌,又非現代文明;拒絕重復自己,也拒絕重復別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進入小說的入口
南方日報:可能人們印象中的鄉村題材文學作品大多都是偏向現實主義的寫法,在你的筆下卻將鄉村題材以現代敘事的方式表達出來,裡面還有一些超現實的部分,這樣的結合獨特而吸引人。
許藝:每個人都有自己進入小說的入口,我這裡的生活在文學視野中,要麼延續田園牧歌風,要麼依靠影像積累把小城鎮南街的一間酒吧寫得很像北上廣深的某一間。這是我們寫作者能力的匱乏所致,也是孱弱寫作者向各種浮出水面的寫作模式的臣服(當下社會,人隨時都可能淪為某種已然浮出水面的模式的追隨者,不僅僅是小說寫作者吧)。田園牧歌早已成為記憶和傳說,而現代文明離我確實還太遠,只是另一種傳說。我只能從自己的入口進入,它離我最近,我們相互選擇。
南方日報:在你的成長過程中,寫作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
許藝:我自知算不得是有天賦的人,只是有興趣嘗試這件事。
我對語言比較敏感,小時候聽大人說話或看電視,聽到個新詞總會想盡辦法用它一用,有一陣子離開『也許』簡直就不會說話。再有,那時候沒電話,母親買一籃子菜讓我提給姥姥,自然還會交代些事情。到了地頭我就嘩啦啦趕緊先交代那些事兒,其間姥姥舅舅難免要追問些細節,我就用自己的想象補綴。補合理了會被贊『乖,娃能當個人用了,能傳話兒了』;補歪了就被兩邊罵:『誰給你說是這樣的?大牙沒出全就學會說瞎話了!』現在想來,這有助於兒童建立合理的生活邏輯。
在農村,大人總有忙不完的事兒,小孩都是自己瘋狂成長。我父母是小學老師,也僅僅會在考試後關注一下分數,別低到80分以下就行。更多的時間我還是跟小學周邊的孩子一起學唱戲,偷一團毛線織錢包。也有跳沙包一類的競技游戲,可惜我缺乏勞動鍛煉身體素質不好,『不怕有神一樣的對手,就怕有豬一樣的隊友』,我屬於兩方都不想要的豬隊友,好痛苦啊,呵呵。大人會灌輸孝悌觀念,其餘生活經驗靠自己琢磨,培養寫作能力好像無從說起。
上學以後的作文、日記是要交老師檢查的,日記我都當回憶錄和穿越小說寫了,還是完不成,每次都對著光滑的戒尺哭得像小白菜兒。2008年把第一篇小說投給了《上海文學》,徐大隆老師在電話裡說:『你以後可以走寫作這條路嘛。』我嗯啊應著,不敢相信,卻又不敢多說什麼。
我真的沒想模仿誰
南方日報:《男人們》、《後灣》、《罐子裡的童年》你這三篇新小說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兒童,這是你偏愛的題材嗎?
許藝:這是投稿的偶然。但恰恰可以看出我是個小說初學者,還在童年經驗裡找生長點。《男人們》無所謂童年經驗,但它明顯不成熟(非成人)的敘述者聲音確實是我的選擇。依賴這種聲音源,我對人的一種判斷:混亂,盲目。理性不夠用的時候就會倒向非理性並以此為盾牌或旗幟,我不敢說我知道什麼,所以會賴上這種准兒童的敘述聲音。這不是技術上的討巧,我只是在本能地尋求庇護和引導。
南方日報:《男人們》這篇小說寫『我』弟弟的一次變形,或許會讓人想到卡夫卡的《變形記》這類異化主題的作品。寫作時會有障礙嗎?
許藝:朋友批評我語言西化,『西化的語言最終還是沒語言』,這判詞讓我流了幾大碗汗。我只能說我真的沒想模仿誰,我是想用自己的嗓子發聲來著。但如果你想誇姑娘漂亮,除了紅苹果黑葡萄一時又想不出來別的話來,會怎麼辦?從文言到白話,我們喪失的究竟是什麼?現代漢語在文學寫作中到底能給出多大的可能性?我總愛瞎想這些問題,卻沒本事找出可信的答案。寫過一篇與此話題有點關系的《說謊者》,可惜技術太差,沒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男人們》源自一個夢:有個小孩變成了蟲子,大家都跑去看時他又變成了樹枝。我覺得這個挺有味道,就想寫。開始寫時想著《變形記》是塊大石頭一定要繞開,真的動筆了就完全沈浸在自己的虛構中了——我這樣說是很真誠的,但我畢竟讀過《變形記》,會不會在自己都不察覺的時候就被它引導一下呢?我不敢說這種可能不存在,但至少我沒有想著它去寫《男人們》。
南方日報:在一些文學雜志上,你被稱為『新銳小說家』,你對『新銳』這個評價有什麼感覺?因為文學上的新銳意味著創造,但同時也可能意味著小眾、難懂。
許藝:對我來講,『新銳』是一種鼓勵,讓我對自己的嘗試有信心。同時也意味著機會,會多一個人來讀我寫的字。我不拒絕成為小眾寫作者,我拒絕對自己和別人的重復。但這和故意寫得難懂拒絕讀者是兩個意思,不好懂有一部分原因是我技術不好,以後會努力,但在要表達的內容上大概不會妥協。
我一直在『需要』寫字的狀態裡
南方日報:寧夏自古就是一個多元文化融匯的地方,你的家鄉有沒有對你的寫作產生影響?
許藝:不能說家鄉與我的寫作無關,但我沒有刻意地要讓『地域』參與我的小說。相反,我有時會刻意地規避明確的地域因素,因為我不想讓小說和我那『被宣傳』的家鄉相撞。宣傳往往會被貼上標簽,而各種標簽都是簡單粗暴的,還附著宣傳者的目的。我提及它是因為它在我的生活裡。我更願意小塊小塊地提供它的現場,而不想往它的任何一枚知名標簽上靠,比如貧窮、乾旱、淳朴。我在做一組西海固教師的訪談,就是想記錄田園牧歌和現代文明兩個傳說同時籠罩著、卻哪一個也摸不著的當下,西海固的教師在怎樣生活。
南方日報:你自己也是一名老師,怎麼看你的工作和寫作之間的關系?
許藝:對,我有一份教師工作,它是我的職業,更是事業,哪一節課有三名以上的學生打瞌睡,我都會一整天心情沮喪。當然,這份工作也不是順風順水。如果你被命令伸出手來的那個時刻,生活的大象剛好把臉別開而把屁股扭向了你,你得出的結論很難越過『生活就像一個圓滾滾的屁股』這一類。我還沒有過成為專業寫作者的機會,但我還是珍惜一份遠離文字的社會職業,說得酸一些:讓文字離生計遠一點,纔能離我更近一點。
南方日報:寫作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你覺得你會一直從事寫作這個事情麼?
許藝:意味著我還在努力與生活博弈,既沒有被塵世的歡喜和痛苦淹沒,也沒放棄對生活的體會和思考。
朋友批評我沒有職業的寫作心態是成不了氣候的,我就汗流浹背。我不是很有成個什麼氣候的野心,只是怕走失,像枯草一樣把自己放倒在河裡順流而下。踏踏實實地生活著卻不沈溺或迷失,並通過小說無限靠近生活的某個側面,是我最大的歡喜。所以,我需要最普通的社會職業把我牢牢綁在真實的悲喜和瑣碎裡,離了職業我會感到像蘿卜一樣被拔了出來,雙腳懸空我大約什麼也寫不出來了。理想的狀態是,我一直在『需要』寫字的狀態裡,並認真地寫著。
南方日報記者陳祥蕉實習生馮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