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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評論員金嶺
此次哈爾濱橋樑事故的原因正在調查中,最終結論尚未出來,但到目前爲止,從哈爾濱市官方傳出的聲音,基本上都是對當地政府有利的,也就是說,都是有利於擺脫責任,至少是減輕自己責任的說法。
比如該市政府祕書長黃玉生在向媒體通報情況時說:“我在現場看應該說是超載,可能涉及嚴重超載。”在原因尚未查清的情況下,一個沒有專業背景的政府官員,只到現場瞅了瞅,憑什麼就說是超載壓塌了引橋?不僅如此,連當地專家的分析,也不出意料地和官員“保持一致”,異口同聲地把垮塌的原因歸於超載,更難怪有網友調侃說“這些臺詞我們早就給他們設計好了”。
當地發出的聲音用意很清楚,那就是化解輿論對工程質量的質疑,減輕輿論對當地政府的壓力。但這隻能適得其反,不僅難達目的,反而是在強化公衆和輿論對他們的不信任,並很可能把事故的處理過程,再一次變成加劇和公衆感情裂痕的過程,其潛在的破壞性是非常值得警惕的。
一起事故出現了,輿論最關心的是什麼?除了對死傷者的關懷,恐怕就是事故處理過程本身能否公開透明,能否擺脫利益相關方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左右,能否最終獲得真相,並把真正的責任者挖出來,等等。但哈市官方的應對,讓公衆再一次看到了那種基於自身利益考量的自我保護的本能:在事故發生後,雖然也在搶救傷者,雖然也在忙於調查事故原因,但是官方發出的諸多言論中,讓人隱隱約約地感覺到,所有這一些,似乎都沒有那種本能的自我保護更重要、更核心,更能牽動地方官員的心絃。
哈市這起事故,由於調查權限在當地政府,而不是由國家安監總局主持調查,更增加了人們的疑慮。正因如此,無論是網絡輿情還是衆多媒體,對於哈市官方的言論都持普遍的不信任和批評態度。雖不能說這些輿論反彈都絕對正確,但至少反映出對當地的不信任。它急切地提醒着我們每個人,尤其是面對輿論和公衆壓力的哈市官員們:假如一次公共事件的處理過程變成了強化公衆不信任感的過程,並和由此產生的怨氣疊加在一起,一個地方社會信任的基礎就有崩塌的危險——這是比任何事故都可怕的“事故”。
因此,鑑於以往一些地方類似事故處理過程中官方和公衆輿論之間的裂痕,爲避免此種情況再度出現,按照權限國家安監總局雖不直接主持這次事故的調查,但有必要派員全程參與調查,並督促當地政府向研究機構和媒體高度開放有關資料和信息,使事故的處理過程在高度公開透明的狀態下進行,在充分的互動中回答公衆和輿論提出的各種問題:比如趕工期是否影響了工程質量,一個不能承受超載風險的引橋,從根本上來說究竟算不算“合格”,等等。
現在一些地方出了事,幾乎是把所有的智慧、精力和資源都用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遊戲上,這是極不明智的,很容易把自己捲入輿論的旋渦裏去,更可能使小事弄大,使大事惡化,甚至激起不可控的民怨,這是危險的傾向。一個高速發展的地方,出點問題不奇怪,關鍵是出了問題怎麼面對——絕不能讓處理問題的過程變成產生問題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