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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培雲
刪摘自《思想國》,熊培雲/著,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思想國》算是我的第一本書,書名的靈感來自我敬重的法國作家雨果的小說《九三年》,然而我在書中對雨果的介紹卻只是蜻蜓點水。事實上,在我生命中對我最有影響的兩位法國作家,除了羅曼·羅蘭,另一位就是維克多·雨果。
回想當年我在法國的學習與生活,有不少記憶與雨果有關。比如說在巴黎大學的時候,我經常坐在索邦院內的雨果塑像下讀書、聊天,喂偶爾落在腳邊的鴿子。有一天,正是在這裡我讀到一則與雨果有關的新聞:在剛剛結束的一項青年投票中,雨果獲評法國歷史上對法國最有影響力的人物。
這就是我印象中的法國,在這裡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不是力挽狂瀾的戴高樂總統,也不是縱橫捭闔的拿破侖皇帝,而是那個寫下了《九三年》《悲慘世界》和《海上勞工》的雨果,是那個因為反抗路易·波拿巴復闢帝制而流亡近二十年的雨果。
一年後,我去《世界報》總部尋訪一位漫畫家,同樣在那裡遇見雨果。《世界報》果然出手不凡,報社大樓的正面是塊鑲滿圖文的玻璃幕牆,上面除了一幅倡導世界和平的插畫,剩下全是雨果的文字。其中最觸動我的一句是『Sans la presse, nuit profonde』(若無新聞出版,萬古如長夜)。
那是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我至今未忘當年自己是如何站在奧古斯特·布朗基大街上,一次次繞過樹枝,仰面默念幕牆上的雨果,久久不肯離去。上下五千年,思念漫太古。今天當我重新寫下雨果的這些文字時,突然想起倉頡造字後的『天雨粟,鬼夜哭』。據說在有了文字的那一刻,人類文明開始了。『有了文字,人民生活有保障了,一切罪惡在顫栗了』。
幾個月後,就在我即將離開巴黎的時候,我還曾心事重重地流連於孚日廣場附近的雨果故居,懇請管理員允許並幫助我在雨果的木書桌和鵝毛筆前留影。我承認,在我有限的閱讀中,雨果的作品深深打動了我,他讓我看到文化的價值在於棄惡揚善,在於理性的清明,在於人心的決斷。
法國大革命推翻舊制度,被視為歷史的進步。然而革命的馬車最終失控,衝進了人群。理性的冒險釀成了現實的災難。此後若乾年裡,法國更是在帝制與共和之間搖擺不定。有人說,麻將的魅力是可以推倒重來,可歷史卻從來不給人假設的機會。
盤點法國如何告別革命,法國歷史學家弗朗索瓦·傅勒首先將功勞記在了第三共和國的國父們身上,正是他們給法蘭西帶來了一套和英美憲政民主類似的民主模式,建立了兩院議會等制度。而他的同行羅桑瓦龍則認為關鍵在於公民社會的發育與成長。自從第三共和國建立以後,法國的工會、政黨、選舉委員會、合作社、互助社以及更為普遍的社團組織,讓法國社會漸漸脫胎換骨。
除此之外,知識階層的痛定思痛同樣功不可沒。
大革命發生以後,遠在英國的思想家愛德蒙·柏克曾警告海峽對岸暴躁的法國人不知道珍視本國的價值與傳統,正在讓法國變成『文明的廢墟』。值得慶幸的是,法國沒有走上不歸路。十九世紀,在思想文化領域,從貢斯當到托克維爾,從聖西門到孔德,從雨果到左拉,法國的思想家、文學家們為法國社會理性和心靈的重建源源不斷地輸送養料,使人道主義、法的精神以及自由、平等、博愛等價值觀在血腥的革命之後得以續接。正是因為政治與社會領域的多線並進,使在革命浪潮裡風雨飄搖的法國船絕處逢生,像傅勒所說的那樣,『大革命駛入了港灣』。
革命的硝煙如何從人心中散盡?在反思法國大革命方面,雨果那代人究竟做了怎樣的努力與決斷,讀者不妨隨我到法國西部作一次短暫的旅行。
今天,走在布列塔尼鄉下,如果你是個我這樣的異鄉人,一定會愛上那裡的四季繁花、雨水漣漣。最動人是在和風朗日,好端端的天空竟會突然篩落一陣明晃晃的太陽雨。然而,早在兩百年前,這片土地卻是比巴黎還更腥風血雨,因為它是保皇派的大本營,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殺戮之地。大約十年前,正是在這裡我第一次讀到了雨果的小說《九三年》——一份有關革命的判詞,一曲人道主義的挽歌。
故事發生在法國大革命爆發後,保皇派叛軍槍殺革命的藍軍,縱火焚燒城市,對藍軍駐過村子的無辜村民以死相懲,『燒光殺光,決不留情』。面對貴族的燒殺,藍軍則以暴制暴,絕不寬恕。戲劇性的一幕發生在叛軍首領、布列塔尼親王朗特納克被藍軍圍困以後。本已成功脫逃的朗特納克為救三個落難火場的孩子被藍軍擒獲,因為在半路上聽到一位母親絕望的求救,他又折回來了。受其人道主義精神的感染,藍軍司令官戈萬認為應該以人道對待人道,於是放走了朗特納克。為此,戈萬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他被押上了革命的斷頭臺。根據革命派的法令,『任何軍事領袖如果放走一名捕獲的叛軍都必須處以極刑』。而堅持行刑的,正是戈萬的老師西穆爾丹。他們有師生之誼,又有革命理想,原本深愛著對方,然而不幸的是,革命的教義殺死了革命的信徒,革命的老師殺死了革命的學生。
革命的真正目的是為了消滅舊制度,改造不合理的關系,而不是為了消滅人。在雨果筆下,當革命的意義超出了人的意義,革命便只有死路一條——當戈萬腦袋落地,西穆爾丹舉槍自盡。顯然,雨果並不詛咒革命,也不反對共和國的建立,他反對的是你死我活背後的換湯不換藥。所以在《九三年》裡有這樣一個意味深長的細節:一個險些殺了戈萬的保皇派在被捕後求死,而戈萬的態度卻是,『你要活著。你想以國王的名義殺死我,我以共和國的名義寬恕你。』讓一切回到具體的人的命運本身,這纔是雨果理想中的法國大革命。為自由而戰,而不是為革命而戰,『在絕對的革命之上,還有絕對的人道主義』。
《思想國》首版出版後,有讀者在網上批評我是不是有些迷信法國。其實我從來沒有迷信過任何國家,我不過是將我留學時所看到的自認為美好的事物呈現給讀者。和許多讀者一樣,我有發自內心的信仰,我沒有玩世不恭地去贊美或者詆毀某個人。有信仰的人是堅定的,也是幸福的,他只聽從內心的聲音,而無懼於命運將他帶向何方。同樣是我在前文不吝贊美的雨果,在他流放到第八個年頭的時候,拿破侖三世大赦,然而他拒絕了。他說他接受辛酸的流放,哪怕無終無了。他說法蘭西流放的不是作家,而是作家的自由,只有自由回去的時候,他纔肯回去。而當他終於回到自己的國家,認為需要保衛自己的祖國時,他毫不猶豫地用稿費換回了兩門大炮。
感謝這些年的閱讀,我慶幸自己遇到了許多偉大的頭腦和心靈。在法國以外,還有雪萊、波普爾、伯林、梭羅、尼布爾、哈維爾、奧古斯丁、茨威格、托爾斯泰、康德……而且,他們不限於西方世界,他們同樣出現在中國及其周邊的東方。我相信不論古往今來,只要你有心,就會有無數獨立而向上的靈魂與你不期而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