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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蘭古城的佛塔見證了昔日的輝煌。資料圖片
羅布泊地區古老的若羌河仍在頑強地流淌著,遠處依稀可見浩瀚無邊的沙漠。新華社發
綿延千年的京杭大運河改變了中國南北交通格局,其變遷也極大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資料圖片
這張歷史時期農牧分界線及森林分布圖反映了我國北方環境的變遷。資料圖片
開封對《清明上河圖》所描繪的場景進行復原,而北宋東京的盛況卻因時過境遷而一去不復返。資料圖片
編者按
生態史(亦稱環境史)研究旨在運用生態學的理論與方法,考察人與自然不斷變動著的相互關系,揭示自然在人類歷史中的作用以及人對自然變動的影響,從整體上探索人類文明與自然的共同演化過程。作為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美國『生態學時代』的產物,歷經三四十年的發展,它已經極大地擴展了歷史學的邊界,使其逐步走出『人類事務』的藩籬,成為對文化與自然的長期對話進行探索、描述與思考的跨學科研究領域,進而演變為一場正在進行中的歷史學研究的范式轉換。就中國的情況來看,早在20世紀初期,對人與自然關系之歷史的思考即已進入中國人文學者的視野。上世紀8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環境史,自覺地拓展相關研究,並取得不俗的成就。進入新世紀以後,生態史更是吸引了諸多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並在他們的努力之下,成為當代中國歷史學發展最富活力的新興領域。近日,中國人民大學生態史中心正式成立,海內外權威學者齊聚一堂,共話生態史學科特色與發展前景。本刊特邀請五位專家,就生態史的起源、演化與未來,研究主旨、問題與特點,其與自然科學和生態中心主義之間的聯系,及其在中國的發展前景等問題,作一番生態學暢想,以饗讀者。
主持人:本報記者戶華為
嘉賓:
唐納德·沃斯特(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
南茜·蘭思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教授、《環境史》雜志主編)
王利華(南開大學教授)
夏明方(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生態史中心主任)
侯深(中國人民大學講師、中國人民大學生態史中心副主任)
主持人:生態史(環境史)可以說是在人們日益關注環境問題、反思人與自然關系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的。在沃斯特先生所撰《我們為什麼需要環境史》一文中,環境史被描述為21世紀的新史學。那麼,我們現在所言的生態史或者環境史,究竟是史學的一門分支學科,還是史學外延與內涵的一次根本性的擴展?生態史的研究是否需要邊界?
沃斯特:生態學的基礎是多樣性的競爭與共存,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歷史學,理應具有更為包容的胸懷與想象力。因此,生態史意味著我們所開展的歷史研究不僅要像過去那樣深入地探尋政治與社會、文化與經濟的基礎,而且也將更多地關注自然作為一種動力如何影響人類的生活。它將關注自然資源的充裕或稀缺如何影響工作與生產、創新與財富,如何影響古代王朝及現代國家因自然資源的爭奪與衝突所出臺的公共政策。歷史學家將討論人們如何管理或應對諸如河流、氣候或病原體等強大的自然力量,討論人類的得失成敗及其後果。歷史學家講述的新故事,將解釋人們如何改變對環境的理解與感知,敘述他們從特定地方所得到的經驗教訓,以及他們的社會觀念如何影響了當地景觀。
生態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紀英國博物學家查爾斯·達爾文。從達爾文那裡,我們得以理解,所有這些歷史,無論是人類還是非人類的,都是同一個歷史的組成部分,盡管大多數自封的歷史學家傾向於關注的,只是遠為宏大的地球上的生命歷史中極其微小而有限的一部分。
生態史是否應當有邊界?我不想在環境史周邊設置任何樊籬,使之成為史學廣大天地下的一個角落。我認為生態史所賦予我們的是一場歷史哲學與歷史道德的范式轉換,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歷史研究都是生態史研究,或者說生態史研究可以解決所有史學中的具體問題,但是它將鼓勵一場史學認識上的革命,一場由人本認識向生態認識轉換的革命。
夏明方:沃斯特先生對於生態史的理解也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我也認為這樣的研究,必將構成21世紀中國史學的一場革命。如果說,梁啟超的新史學是以天人相分開其端的話,那麼,21世紀的新史學必將以天人合一肇其始。正因為如此,生態學范式或生態史觀無疑應該具備更宏大的視野,但同時也要有最開放、最謙卑的態度。此處我願意重申:我們倡導環境史或生態史,並不是要從歷史中切出環境這一塊,而是以此為視野來透視整個歷史。我並不否認生態史有『界』,但這一有界恰是以其無界而與其他『專門之學』相區別的。我也不主張生態史的解釋能力是無限的,無論何時何地,無論什麼樣的時代和學者,都不可能窮盡對古往今來生態演化過程的認識,而只能在『專門之學』上下功夫,就此而論,生態史還缺不了『籮筐』,只是這樣的籮筐一個不夠,而是要有更多乃至無窮個,還有就是這些『籮筐』之間需要鏈接與對話。
從學科的角度來討論也是如此。我們不應該把它僅僅看成是歷史學的分支,而應視為一個公共學術平臺。實際上,中國環境史研究的生成過程本身,就是來自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學科諸領域的學者多層次、多角度、多方面長期對話和交流的結果,它本身就是一種生態意識的體現或結晶。
王利華:環境史的興起,伴隨著歷史研究者的兩個思想轉向:一是擺脫人類中心主義,在思想上重視自然世界的歷史變化,尊重自然環境的歷史作用,在行動上把自然事物和現象列入實證考察的對象;二是超越簡單因果律和機械決定論,致力於揭示文化(文明)與自然雙向作用的復雜關系。環境史學認為:歷史不是由人類單獨創造的,眾多自然事物和現象亦參與其中,這預示著:一種新的歷史觀察方向和解釋體系正在逐漸形成。
因此,我們主張一種『生命中心論』,這並非是『人類中心主義』的翻版。我們既關注人類自身的生命,同時也關注其他物種和整個環境的生命。基於這一思路,我們對於『環境』人與環境的歷史關系以及人類的歷史,形成了幾個重要認識或理念:首先,『環境』是歷時性的生命空間,是人類生命活動的場域,其空間大小和結構性要素隨著歷史時間的推移而不斷發生變化;其次,人與環境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環境史比以往任何一種歷史學都更加尊重各種生物和非生物的價值和意義,並努力解說人與各種生物、非生物之間相互依存、彼此作用的歷史生態關系;其三,人類社會是一個從屬於地球生物圈的生命系統,文明歷史是一個廣義的生態過程,是地球生態演變的一個重要階段和組成部分。在人類的生命活動歷程中,社會、經濟、文明甚至人類自身體質,都在不斷適應並改變著地球生態系統,與之協同演化。這就是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本質。
蘭思登:眾多環境史學者長期以來規避進化論,主要在於兩層考量。其一,他們認為進化生物學有生物決定論之嫌,它將人類僅僅視為『他們的基因再生產策略的承載物』,而進化,將會使人類歷史唯物化,在其中文化無足輕重,而人類也將被還原成移動的物質,毫無主觀能動性。然而,這是對進化論的誤讀。進化論是關乎歷史的理論,它不擬將各種差異普遍化,恰恰相反,它允許我們將基因、身體與群落理解為各種妥協力量所造就的歷史建構。其二,更重要的原因在於《物種起源》出版150年後,人們仍然懷有相同的恐懼,即進化論可能使人類喪失其中心地位,令人類例外論無立足之處。就此點而言,確乎如此。我認為,進化論賦予我們兩種關鍵性的認知。第一,進化論告訴我們非決定性與變換是這個『仍然處於塑造過程的世界』的本質特征,沒有什麼道德的絕對性將人類置於一個靜止世界的中心。第二,我們生活在一個處處關聯、環環相扣的世界當中。人類,如同其他的物種,根植在環境的每一個方面。人類歷史無法孤立於其他物種的歷史,它在人類與自然的其餘部分的持續妥協中出現。
而從人類身體的健康與環境的健康的角度來研究我們歷史的發展,進化論同樣起到重要的啟迪與指導作用。從進化論的角度看,人類的身體同人類社會一樣,是一個動態的生態系統,在其中物質與文化糾纏至深以至於根本無法分割。我們的身體——動物的身體存在於我們自己的復雜的生態系統中,也存在於我們植根的世界當中。
侯深:我想就我從事的城市生態史研究來談談生態學視角的必要性。無疑,城市是人類生活的環境,然而早先的城市史卻很少將城市視為一個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環境。城市史家對城市的歷史進行研究時,往往對人類更為寬廣、古老的經歷,采集、游牧、農耕時代的經歷,及其同城市的歷史之間的關系,對城市賴以生存的自然資源,心存漠然甚或全然忽略。城市被視為人類獨有的創造,同自然毫無接觸,關於它的故事總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非人與非人的那部分自然世界的關系。人文生態學對積極運用社會學理論、方法的城市史學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然而他們中間,仍舊很少有人將城市看做一個地方,一個河水流淌、植物生長、微生物蔓延、能源消耗、物質資料相交換的地方。作為生態史學者,則必然會意識到城市不僅僅對即使距離它最為遙遠的荒野地區的使用或者保護有極為深刻的影響,城市自身也是自然多少保留著自己的力量並且留下一些不可磨滅的印記的地方。自然不止是遠方的草原或者森林;它同樣包括我們居所周圍流動的空氣與水,令城市機器忙碌不堪的能源,還有所有在城市中間尋找到它們的生態位的植物、動物與微生物。城市生態史極大地拓寬了我們對人與自然之間的交界面的思考,並且證明人類的居住區,同人的生理系統一樣,是一系列存在物的集合,需要補給與排泄;而城市的新陳代謝系統的運作,就像農場或者工廠,也同樣證實城市根植於自然的生態系統當中。城市,正如同我們的身體以及其他生態系統一樣,是一個人文的生態系統與自然的生態系統相互交織、作用、共同演化的有機體。
主持人:生態史作為一門新史學要求史學認識的范式轉換,一種從人類中心向生態認識的轉換,這是否意味著人類的地位在史學研究中將被邊緣化?生態史研究是否一定是以生態中心主義為導向的?
沃斯特: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澄清究竟什麼是生態中心主義的問題。總體而言,人們或多或少認為我們優越於其他形式的生命。我們的自然天性驅使我們首先並且最為關切我們及我們的子孫的存活與繁衍。但是現代科學對這樣的認識進行了挑戰。生態學顯示出我們自身的福祉是怎樣地依賴著這個星球——有機與無機的自然。有些人會說這個『生態星球』,亦即這個地球生態系統,比所有的單一物種,包括人類更加復雜、美麗、重要。因此,他們說,我們必須使得地球,而非人類成為價值與重要性的中心。這一新哲學的思想根源不僅僅是現代生態學,也存在於一些包括梭羅、利奧波德、繆爾這樣的自然思想家中,但他們都很難被稱為是徹底的生態中心主義者。近些年來,這一思想的主要提倡者是挪威的奈斯和加拿大的斯坦·羅,從某種意義上講,他們所要進行的是一場帶有強烈宗教意味的革命。地球,而非人類,將成為敬仰、關懷與行動的中心。
從這一層意義上講,大部分生態史學者都不是生態中心主義者,甚至大部分環保主義者也並非生態中心主義者。生態史倡導看待歷史的生態學認識,並非是對人類歷史的演進過程進行道德判斷,或者將個人信仰強加於歷史闡釋之上,而是認為我們已有的歷史學忽視了人類歷史演進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使我們愈加遠離歷史的完整圖景。同樣,如果歷史學者忽視了人類,他們也褫奪了歷史演進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人類歷史從來都是文化與自然的對話,而非任何一方的獨角戲。
王利華:『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是兩個相反的思想立場,它們之間是否存在一個『中道』,是我們正是苦苦求索的問題。可以肯定的是,極端的『生態中心主義』決不可取。我認為應該以人的生物性為起點,以人的生命活動為主線,設計和規劃中國環境史研究。這既是基於環境問題的本質,亦是基於中國環境問題的現實,同時又是基於中國的文化傳統。環境史應當回到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問題,將不同時代人類與其生存空間中諸多環境因素之間的生態關系作為觀察、研究的主線,注重揭示這種生態關系歷史演變的軌跡,亦由此重新認識人類自身的歷史,這可能是環境史研究的應取路徑。
夏明方:以任何單一標准來衡量某種研究的學科歸屬,最終都可能將生態史這門方興未艾的學問逼入絕境。姑且假定以生態中心主義作為核心理念,則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那些傾向於人類中心主義的探討,或者馬克思主義的環境史,是否就該打入另冊?為避免這樣的緊箍咒,我們不妨采用一些相對寬泛的表述,如『生態學意識』,抑或『生態話語』、『環境話語』等。尤其是在生態史勃然初興的當下中國學界,更需要傾聽更多的聲音,需要更加多樣的生態話語來競爭,只有通過這樣的競爭,纔有可能形成一種健康的學術生態,進而推動學術本身的發展。或許,通過這樣的『話語競爭』,越來越多的學者就能逐步意識到各自視野的局限,從而尋找新的解釋路徑。
在我看來,這樣的路徑,就是從後現代主義走向建設性的後現代主義,從教條式的唯物史觀走向辯證的生態史觀,或者說『生態辯證法』。『物』作為一種封閉、孤立和不變的實在已經如馬克思所說的煙消雲散了,而實在又在這樣一種永恆流動的過程中得以顯現,這一過程又脫離不開人與自然的糾結,稱之為『生態辯證法』應該是最恰當不過了。就此而論,我倒是傾向於生態中心主義的說法,只是這裡的『生態』,應是人與自然之間無遠弗屆的關系,而非單純的『自然』。
侯深:認識到自然在歷史中間的存在與重要性,並非意味著生態史家必定是生態中心主義者。就很大程度而言,這是史學認識本身的進步,它的意義在一定程度上如同社會史之於此前的政治史,是對歷史參與主體的再思考,但是更加激進。同樣與社會史相似的是,它也受到自身時代思想浪潮與運動的啟迪,但是一個優秀的史家,不會成為這一浪潮的追逐者,而是它的記錄、分析與解釋者。進而言之,與社會史家一樣,由於史學視野的拓寬,生態史家對於人類歷史的演化更具批判精神,然而這一批判的立足基點並非是某種宗教或者主義信仰,而是對歷史圖景遠為全面、更加客觀的分析。
主持人:既然生態史強調自身的跨學科特質,那麼,當前主要由人文學者從事的生態史研究同相關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
沃斯特:在1959年,C.P.斯諾在劍橋發表了題為《兩種文化與科學革命》的演講。在斯諾看來,現代學術世界被劃分為人文與科學『兩種文化』,它們之間完全不能相互理解,幾乎無法找到彼此交流的平臺。如今,我們有機會與理由在兩種文化中找到新的立論基礎。這一機會以世界環境危機的形式出現。科學家、歷史學者、來自不同國家的所有學科的學者,都需要走到一起,尋找途徑,認知我們在自然中共同的生命。
生態史意味著要對自然進行嚴肅的探討,而這反過來又要求我們要理解自然如何運行,自然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我們主要依靠自然科學來獲取這類知識。然而,兩種文化的融合應當是一種對話。從生態史的研究而言,歷史學至少可以在三個方面補充自然科學對自然理解的不足甚至偏差。首先,自然科學教科書中的自然有著極不真實、不自然的一面。因此,歷史學者有責任提醒自然科學者在大部分的生態系統中人類都是在其中運作的一員,讓文化走入自然科學研究的自然。其次,自然科學本身創造出的理論、名詞、觀點,包括自然科學本身都是一種文化,它們傳遞著特定時代的文化與歷史的信息。歷史學者可以使自然科學者閱讀從前時代的科學思想以及人類文化的其他方面對之發生的影響,也可以使他們用更具歷史感的眼光審視在科學不甚昌明的時代,人類所創造的古老智慧與本地知識,從而對自身的時代與思想進行內省與檢驗。第三,雖然現代環境危機是由自然科學者發現並在進行研究的,但是他們卻無法回答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為何今天這個星球處於這樣的危機當中?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依靠歷史學者的技能與訓練,對文化與自然之間交互作用的過去進行檢索、分析與解釋。惟其如此,我們方有可能以一種更為全面深刻的方式回應今天日漸復雜的環境問題。
蘭思登:我是一位歷史學者,而我的博士學位是環境科學。我一直在詢問面對生態與社會的激進變化時,什麼是環境史學者能做而科學家與社會史學者難為的?我希望我們所做的是一種翻譯:以一種能夠幫助這兩個群體理解這種正在被澄明的復雜關系的語言,告訴生態學家有關文化的變遷,而告訴其他歷史學者有關生態的變遷。如果我們不了解可能不同於我們的生態未來的生態過去,我們又如何在適當的位置上負責任地生存呢?
夏明方:環境史從不,也不應拒斥其他學科的介入。它是人類共同的學問,也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纔能確認環境史的范式轉型作用。當然,對於新生事物,歷史學的反應總是顯得有些笨拙和遲鈍,但這樣的事物一旦為歷史學所接受,必將形成其最堅實的基礎。如柯林武德所言,一個人除非理解歷史,否則就不能理解自然科學,也不能回答自然是什麼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從自然的觀念走向歷史的觀念』。正是在此處,環境史、人類學、地理學,乃至其他自然、社會科學,有更多的地方需要去溝通,而非隔絕。應該充分認識到,歷史學,或者生態史學,應是現代意義上的所有學科最終的歸宿,至少從目前開始,應努力促使這些學科的歷史化、生態化。
主持人:作為一門業已走向成熟的學科,生態史,特別是中國生態史目前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對中國生態史的未來我們有何展望?中國學者將為生態史的發展作出什麼樣的貢獻?
沃斯特:生態史沒有邊界,但是有其核心,這個核心就是文化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系的歷史。然而,從美國的發展態勢看,生態史這一標簽有被濫用的潛在威脅。換言之,很多自封為生態史或者環境史的研究,只是擴展了對人工環境或者產物的認識,卻再次消解或者刻意回避了自然在歷史中的客觀存在和作用,使歷史再次回到人類事務的圈囿當中。我希望能夠借助於中國人民大學生態史研究中心以及中國境內其他的相關研究平臺,更多地介紹歐美學術界在這一領域的進展及其存在的問題,為中國學者提供更多的借鑒,同時,盡力幫助中國學者與美國、歐州及其他地區的學者密切合作,共同推動生態史的發展。
蘭思登:在環境史日益成熟的今天,我們已將視野從美國的荒野擴展到對全球的研究。一種文化史的轉向標志著過去10年的重要特征,與此同時,性別、階級與種族史學學者也將他們的視野帶入了本領域的研究。然而,我們最要緊的是不能遺棄我們對環境史關鍵性見解的關注:即自然的其餘部分不僅僅是人類戲劇上演的舞臺。而同樣,自然也不能決定人類的歷史。人類與非人類的自然在不斷的妥協之中,塑造彼此的歷史。
侯深:目前生態史研究的一個重大不足表現在『跨』上的不足——跨學科的不足與跨文化、跨國界的不足。這並非是對其強調的不足,而是在研究上的匱缺。除了極少數生態史家,大部分學者無力橫跨兩種文化的鴻溝,依然各自為戰。竊以為中國生態史學者亟需做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完善自身的知識結構,進行真正意義的跨學科研究;第二、分享中國的生態傳統與環境記憶,使其成為全球生態演化過程的有機部分;第三、拓展跨國界的比較與交流研究,從而反思全人類共同面對的生態危機的根源。在當今世界環境危機下產生的生態史研究,絕非僅僅是現實的婢僕。它一方面打破了傳統歷史學的窠臼,使史學研究視野得到革命性的拓展,令歷史研究的圖景更為豐滿、完整、真實,另一方面又加深了歷史學研究的現實關照,使這門學科不致在學科內部相互批評與鼓吹中不斷窄化、萎縮。
夏明方:當前中國生態史研究的蓬勃發展之勢,也潛藏著令人不安的隱懮。這一原本要求跨越各種界限、具有無限張力的學術話語,無形之中似乎又被各種各樣人為設置的界限分割得支離破碎了。同時,它面臨三種窄化的傾向。第一種窄化表現在將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限定在一個特定的范圍之內。其次是對自然本身所做的界分。很多學者認為歷史學者研究的重點應當集中在對『第二自然』,即經過人類改造的自然與人類的關系之上,事實上,無論是從時間還是從空間的維度,我們都不應當將另一部分自然及其變遷摒絕在生態史的研究之外。約束生態史視野的第三種表現,就是在聲稱對自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立場進行超越時,無視這種對立狀態的存在。總而言之,我們之所以傾向於將這樣一個新興領域稱之為生態史,而非環境史,就在於我們對各個學科歷史化與生態化的強調,對變化、時間、相依共存、共同演化的文化與自然的關系的強調,這是一個生態意義上的歷史,也是一個歷史意義上的生態,兩者合二為一,彌漫在整個人與自然其餘部分共同構成的生態系統當中。我們的研究應該成為一個爭論與對話的中心,這纔是生態學精神的真正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