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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所出現的短暫的和平歲月倏忽即逝,很快就向亂世方向急轉直下,整個中國處於急劇的動盪不安之中。
1948年,是榮家災難深重的一年。榮德生連喪兩子,留下了巨大的創傷,使他久久沉鬱悲涼,但這並不是全部的不幸。也是在這一年,榮宗敬長子榮鴻元又遭遇牢獄之災。剛失去六子紀仁的榮德生爲大侄的命運惶惶不可終日,在他心目中,侄子如子,尤其是哥哥已不在了,他不願看到侄子中的任何一人發生不測,使哥哥泉下不得安息。
對於國民黨政府來說,這一年也深深地陷入危機。蔣介石撕毀和平協議,悍然發動內戰,結果節節敗退,一次次地以幾十萬兵力損兵折將,裝備美式武器的八百萬精銳,被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用小米加步槍打得落花流水。蔣介石“三個月內消滅共產黨”的誇口成了笑柄,解放軍越戰越勇,如獲神助,不到一年的短短時間,便由戰略防禦進入戰略反攻。
隨着軍事上的失利,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嚴重惡化,經濟瀕臨崩潰,物價如決堤的洪水、脫繮的野馬,潰勢已不可阻擋。自1947年開始失控的物價在一年中竟又飛漲了十餘萬倍,政府想盡辦法平抑物價,但越抑越漲,不可收拾。1948年入春,隨着天氣轉暖,柴每擔二十萬元,米每石四百萬元,肉每斤十二萬元,麪粉每包一百四十萬元,棉紗每件一億五千萬元。
5月以後,每天漲,每時漲,鈔票用繩子捆,用麻袋裝,油條每一根由兩千元漲到五千元,再後來攀升到一萬元。火柴每盒漲到一萬元,一盒大致七十根,以每根計,要一百三十多元。一碗湯麪要十五萬元。鈔票不值錢,有人鑑於購買花紙糊牆太貴,爽性用鈔票替代花紙,一元五元的老鈔票貼在牆上,倒也很好看。大包大捆的鈔票放在麻袋中到銀行存入付出,連點數都不願點,沒有這個人手,也沒有時間。於是各行流行一種“撥款單”,一百萬一千萬一億都寫在單子上,彼此支付就省事多了。這種所謂“撥款單”,是變相的本票,開始只是商界人士使用,後來家庭婦女到菜場買菜都用上了這種單子,有人把它稱之爲“八卦丹”,彼此往來就說八卦丹多少多少。
除了貨幣貶值、物價奇高,就是物資匱乏,燃料已絕跡,汽油漲了一千倍一萬倍之多,被稱作“一滴汽油一滴血”。有車階級畢竟少數,但平頭百姓每天不可少的煤球也成了稀罕的東西。當局下令,煤球不許囤積,也不可成擔購進,每天限買十隻。於是,產生了從中撈錢的警察,他可以替你代買煤球,當然要付好處費,他們會押着送上門來,人稱“煤球警察”。
幣值下跌、幣制混亂,有兩樣東西卻成了天之驕子,那就是黃金和美鈔,它們和中國鈔票的比值,天天暴漲。從豪富階層到民間都設法購進美鈔黃金,以前金條都是十兩一條,普通人買不起,金行便發行一兩重小塊黃金,俗稱“小黃魚”。廢銀元改錢票以後,銀元已不再通用。
但此時又在市上流通,上海一下冒出兌換銀元的攤檔,銀元販子滿街都是,叮叮噹噹地敲着。銀元的身價變得越來越高,儲備票、法幣、關金券等貨幣都一一大瀉,幣值跌到谷底,民衆的生活苦不堪言,人心浮動。上海是全國金融的晴雨表,上海穩定則全國穩定,上海動搖則全國動搖。上海亂得一團糟,紙比幣貴,民不聊生,全國其他城市也好不了多少。
要是說1946年榮家還賺了不少錢,到1947年就只有薄利了。而到1948年,在惡化的政治經濟形勢下,物價奇高,成本劇增,利率居高不下,加上政府對原料實行統制,榮德生已預感到工廠可能要處於絕地。他這一年年初在《紀事》中寫道:“本年營業,未可樂觀,六個月後,自知分曉。”但他又抱有一絲希望,“只有苦守堅撐,或可立足。”
當時,他只是擔心企業撐不住,未料到這一年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要取他命的大禍。他尚未從紀仁的慘境中緩過神來,鴻元又被逮了進去。
在出事之前,儀表堂堂的榮鴻元境況還是很不錯的,他和兩個弟弟在上海先後買下十餘處房地產,其中南京西路同福裏石庫門房就有九十一幢,復興路良友公寓有二三十間套房,南京西路三層大廈一幢,這些都用作出租,租金很豐厚。榮鴻元獨自在虹橋路買下一百三十多畝地,造了一座極其闊綽的花園洋房,他以前和太太胡明德常雙雙到虹橋俱樂部去聚會。
那是一個真正的上層人物玩樂的所在,在打蠟的拼木地板上翩翩起舞,在鋪着白桌布的圓桌前喝法國或英國進口的各式名酒,在草坪上散步、打網球、打高爾夫,還可在一間間鋪着地毯的房間裏打檯球、玩撲克、麻將牌。當然,在飄着咖啡清香中討論時事和生意。這裏所用的主要的語言是英語,還有就是上海話。外面世界的苦難在這裏一絲一毫都見不到,人人衣飾光鮮,女的珠光寶氣,男的西裝筆挺,抽着一支十美元的古巴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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