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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園收費高是老百姓近年來一直關注的老問題。今年1月,國家發展改革委、教育部、財政部聯合印發了《幼兒園收費管理暫行辦法》,嚴格規範幼兒園收費。與此同時,近年來各地也陸續出臺了一系列針對“入園貴”問題的措施。但一項調查顯示,對於幼兒園高收費問題的治理效果,僅3.4%受訪者給予正面評價。(9月4日《中國青年報》)
多年未能解決的入園難、入園貴問題,常常帶給民衆一種深深的無力感。然而這種無力感,很多時候並不只是來源於問題本身,而更多來源於制度設計和治理措施上的缺陷。僅僅3.4%的正面評價,其實已經清晰地表明,在幼兒園高收費的問題上,相關部門已經進入了一個“越治理越貴,越貴越治理”的怪圈。
據媒體報道,今年許多地方幼兒園收費漲幅在20%~30%,有的地方漲幅竟然超過50%。民意集體吐槽,顯然不是矯情發泄。現實中,“養一個幼兒園的孩子貴過一名大學生”已經不再是新聞。對中低收入家庭來說,學前教育投入已經成爲一筆沉重經濟負擔。這樣的調查結果相關部門未必不可以預料。事實上,入園貴根源在於國家教育投入不足。2010年,我國纔開始實施“學前教育三年計劃”,計劃投入1000多億元,新建、改擴建幼兒園。在三年計劃之前,國家對學前教育接近“零投入”。長期的歷史欠賬,造成了公立幼兒園過少的畸形格局。更重要的是,在教育投入嚴重不足的前提下,有限的資源還面臨着極其不公平的分配。少數公立幼兒園不僅有國家財政補貼,而且還可以享受各種體制內的福利,譬如廣州市一些政府機關幼兒園每年可獲得財政撥款達6000多萬元,而私立幼兒園則完全屬於市場化經營,自負盈虧。可以說,體制內外的巨大差異,早已爲入園貴埋下了制度性伏筆。
相關部門從“收費管理”角度來試圖化解入園貴,其實是一種存有缺陷的治理路徑。將學前教育這種剛性的需求完全交給市場,本身就是一種嚴重錯位,這種錯位直接後果就是,政府部門很難對已經市場化的私立幼兒園實行精準的管理。不同的私立幼兒園有不同的定位、規模和師資力量,所謂收費高低通常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政府部門通過什麼樣的標準去規範?還應該看到,私立幼兒園不是慈善機構,辦學者必然會有盈利上的訴求,政府幹預過淺,根本起不到效果,干預過度,則又有打壓市場之嫌,極端情況下,甚至會導致學前教育市場的萎縮,孩子無幼兒園可上。
繞着問題走,永遠不可能解決問題。無視教育投入不足、資源分配不公的現實,而只在收費管理上大做文章,不僅極大地浪費了政策資源、消解了制度威信,而且還會延誤改善民生、改革制度弊端的時機。
吳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