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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向考官交卷
這就引出來兩個有趣的問題:其一,合肥在歷史上的文運的確不佳到需要建造文峰塔來改善風水嗎?其二,建塔以後,合肥的文運被改變了嗎?
根據合肥市政協文史委主任、合肥地方史專家戴健先生的考證,自從有科舉制度以來,合肥千年歷史中共出現過一百六十名左右的進士。其中以明清兩代人數最多,約佔總數的三分之二。有清一代,合肥的進士人數居歙縣、桐城、休寧(考慮休寧寄籍)之後,居安徽第四,也是全國科舉較發達縣之一,合肥其實可稱得上是『文化大縣』。
李鴻章本人也僅是進士出身。所謂『姥山尖一尖,合肥出狀元』,合肥歷史上到底有沒有出過狀元?戴健先生這樣告訴我們:嚴格地來說,合肥是沒有出過狀元的。因為我國的科舉制度完善定型於宋朝,嚴格地層層選拔,全國性的激烈競爭,纔使『狀元』的名頭成為讀書人無上的榮耀,至於有『天上麒麟子,人間狀元郎』之美譽。而在唐朝,雖然開始有了科舉,也有了『狀元』的名號,但由於門閥制的遺留,科舉制度本身的草率帶來的各種舞弊現象,使得讀書人在仕進上除科舉之外還有更多的門路可尋,這個狀元的含金量並不高。而奪魁之後,國家也並不給予特別的待遇:不立即授職,到授職時起點官階很低,入仕之後也不會被高看一眼;唐人文集中不注意及第名次,也基本不用『狀元』一詞……總之,同是狀元,在唐代遠不如宋代中期以後的地位高。
所以,雖然合肥在唐代出過一位叫李群的『狀元』,但這個『狀元』是不能讓鄉黨滿意的,甚至不能算作真正的狀元。
記者經過在《合肥縣志》的尋找,發現了一位叫王國的武進士,他是宋度宗咸淳元年的武進士第一名,也就是武狀元。然而,第一,在重文輕武的統治思想下,武狀元是遠不及文狀元有地位的,第二,武狀元並不能反映『文運』。
□本報記者王芳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