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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插雲霄的姥山文峰塔
○明代狀元衣冠
合肥進士中,在一般市民心目中,最有名氣的當屬宋朝的包拯,宋仁宗天聖五年(公元1027年),包拯二十八歲,考中一甲進士,位列前三十名。
直到明清兩代,合肥中進士人數纔變多。而其中名次最高的,是蕭際韶,位列二甲第四,進士第七人,為《四庫全書》館纂修,禮科給事中,有《經集解》、《蘭石軒詩鈔》、《崇德堂古文集》等。
最官運亨通的是清朝的李鴻章,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得中進士甲三十六名。李家在肥東務農,直到其父李文安於道光十八年得中三甲進士,纔得以改變家族命運,從此變成了官宦人家。
文名最盛的是江左三大家之一的明代進士龔鼎孳,龔氏為合肥四大家族之一,家族之文化興盛,歷時數百年之久。曾為武英殿大學士的清代詩人李天馥,其子李孚青十五歲即中進士,為合肥進士中年紀最輕的一人。
合肥歷史上還有一位『文武雙進士』,為晚清王賡,號揖唐,於光緒三十年(1904年)末科殿試高中二甲第五名進士,後被清廷送往日本學習軍事,回國後經廷試又賜『武進士』。王賡追隨同鄉段祺瑞,成為北洋軍政府及皖系勢力的重要人物。可惜後來參加日偽政權,七十二歲時在北京以漢奸罪被國民政府判處死刑。
不過,他們都沒有當上過『狀元』,登上科舉的高峰。近代以來,淮軍興起,合肥軍政要人頻出。晚清有李鴻章,劉銘傳,張樹聲……民國至近代有段祺瑞、孫立人、衛立煌、張治中……可謂武運昌通,但傳統重文輕武的思想,仍然讓許多人以家鄉未曾出過一位真正的『狀元郎』而心存遺憾。
科舉在有宋以後中國人心目中之榮耀,是現代人難以想象的。在漫長的、等級森嚴的封建時代,科舉制度雖然存在著許多弊端,但仍然是唯一一條能夠讓普通平民步入更高階層的通道,鼓勵個人纔能與表現,有著不可否認的公正性,以及讀書人心目中無上的權威性。即使位列高官,出身名門,沒有走過科舉之路,未曾考中進士,被視為非『正途』出身,還是會被人瞧不起的。
湘軍領袖左宗棠,年輕時候屢試不第,後成為清國重臣,封疆大吏,仍對此事耿耿於懷,背後更是屢遭科舉出身的同僚嘲笑。光緒元年(1857年),左宗棠率大軍征伐新疆,就在戰事最緊張膠著之時,他突然上奏折,聲稱要立刻回京,參加該年的進士考試。朝廷上下哭笑不得,只得立刻發詔,賜其『進士』出身。纔算把左宗棠安撫了下來。
□本報記者王芳芳文/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