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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進入青春期是一個關鍵的階段,做父親的要小心調整彼此的關係,使之逐漸成爲一種朋友式的關係,但中國的多數父親沒有這種意識。
我上小學時,父親才三十開外,仍很有生活的樂趣。每年元宵節,他會親手製作一隻精緻的走馬燈,在紙屏的各面繪上不同的水彩畫。電燈一亮,紙屏旋轉起來,令我驚喜不已。他還喜歡養小白鼠,也是自己動手製作鼠箱,裏面有樓梯、跳板、轉輪等,宛如一個小小遊樂場。孩子們聚在一起看小鼠玩鬧,笑聲不斷。我心中暗暗佩服父親,真覺得他那一雙巧手無所不能。
然而,我上初中時,有一件事使我發現他的性情有了很大改變。那些天我也迷上了做手工,做了許多作品,包括一頂硬紙做的軍官帽。我怕小弟弟弄壞我的作品,便把它們藏在櫃頂上。和夥伴們玩軍事遊戲時,我要用那頂軍官帽,不免經常踩着櫃子邊沿爬上爬下。父親對此感到很不耐煩,有一次終於發作了,奪過我的軍官帽扔在地上,一腳踩爛了。當時我驚呆了,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從親手爲孩子做玩具,到親手毀壞孩子做的玩具,這個變化實在太大了。
父親中年的時候,脾氣變得相當暴躁。他難得有好心情,自己不再玩也不帶我們玩,從早到晚忙於工作。因爲工作累,每天必睡午覺,那時我們在家裏就失去了一切自由,輕聲說一句話,咳嗽一聲,稍微弄出一點聲音,都會遭到他的斥責。他經常不失時機地提醒我們,是他千辛萬苦養大了我們。他說話的口氣使我感到,彷彿我已經是一個忘恩負義之人。由於長期擔任基層領導,他說話的口氣中又摻入了一種訓示下級的味道,也使我感到不舒服。有時候他還打孩子,經常捱打的是我的兩個弟弟,一個是因爲淘氣,一個是因爲他所認爲的笨。我不記得他打過我,但我並不因此原諒他。有一段時間,我對他懷有相當敵對的情緒,看見他回家,就立刻躲到別的地方去看書。
在我小時候,父親是很寵我的,走親訪友總喜歡帶着我。到他進入中年、我進入少年的時候,父與子之間便形成了一種微妙的緊張關係。我們並未發生激烈的衝突,但始終不能溝通。出於少年人的自私和自負,我不能體諒他因生活壓力造成的煩躁。同樣,他也完全不能覺察他的兒子內心的敏感。如同中國許多家庭一樣,我們之間從來不曾有過談心這回事。這種隔膜使我不得不孤獨地面對青春期的一切問題。他未必發現不了我們之間的疏遠,只是不知道如何辦纔好。不久後,我讀高中住校,讀大學離開了上海,這對於我是一種解放,我相信他也鬆了一口氣。
剛上大學時,我給他寫了一封長信,對他的教育方式展開全面批判,着重分析了家裏每個孩子的特點和他的處置不當。據說他看了以後,對弟妹們淡然一笑,說:“你們的哥哥是一個理論家。”事實上,漸入老年,父親的脾氣是越來越隨和了。隨着年齡增長,我自然也能夠體會他一生的艱辛了。
現在我提起這些,是爲了說明,父與子的關係是一個普遍的難題。如果兒子是一個具有強烈精神性傾向的人,這個難題尤爲突出,卡夫卡那封著名的《致父親的信》對此作了深刻的揭示。
一般來說,父親是兒子的第一個偶像,而兒子的成長几乎必然要經歷偶像的倒塌這個令雙方都痛苦的過程。比較起來,做父親的更爲痛苦。他很容易受一種矛盾心理的折磨,一方面望子成龍,希望兒子比自己有出息,另一方面又懷着隱祕的警惕和恐慌,怕兒子因此而輕視自己。他常用的武器是反覆陳述養育之恩,強令兒子爲今天和未來所擁有的一切而對他感恩。其實這正是他可憐的地方,而卡夫卡似乎忽略了這一點,誇大了父親的暴君形象。不過,卡夫卡正確地指出,對於父與子難題的產生,父子雙方都是沒有責任的。這是共同的難題,需要共同來面對,父與子應該是合作的夥伴。兒子進入青春期是一個關鍵的階段,做父親的要小心調整彼此的關係,使之逐漸成爲一種朋友式的關係,但中國的多數父親沒有這種意識。
我是感覺到這種隔膜的,一旦和父親單獨相處,就免不了無話可說的尷尬。在子女年長之後,交流的主動權就由父母手中轉移到了子女手中。在漫長的歲月中,我爲什麼沒有嘗試和父親作哪怕一次深入的交談,更多地瞭解他一生中的悲歡,也讓他更多地瞭解我呢?父親的死帶走了一個人的平凡的一生,也帶走了我們之間交流的最後希望。
(摘自《歲月與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