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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者問楊絳:“你們那一代知識分子1949年完全可以離開大陸,爲什麼留下來了?”楊絳說:“很奇怪,現在的人連這一點都不理解。因爲我們愛我們的祖國。當時離開大陸有三個選擇,一個是去臺灣,第二個是去香港,第三種選擇去國外。我們當然不肯和一個不爭氣的統治者去臺灣;香港是個商業碼頭,我們是文化人,不願去。”張者問:“爲什麼不出國呢?”楊絳說:“我們的國家當時是弱國,受盡強國的欺凌,去外國做二等公民我們當然不願意。共產黨來了我們沒有恐懼感,因爲我們只是普通的老百姓,沒有奢望。”張者問:“當時外國聘請你們,你們都拒絕了?”楊絳說:“很多外國人不理解我們,認爲愛國是政客的口號。政客的口號和我們老百姓的愛國心是兩回事。我們愛中國的文化,我們是文化人。”
不奇怪。我想我是可以理解楊先生這番話的。1950年我在南洋讀小學二年級,學校來了幾個1949年跟國民黨退到臺灣去的軍人,他們滿身是抗日戰爭的彈痕,滿臉是西山蒼茫的落日,“蔣介石”三個字成了他們傷口上的鹽巴:他們不願意和一個不爭氣的統治者留在臺灣,跟錢鍾書和楊絳一樣。
政客的愛國口號跟老百姓的愛國心不一樣,楊先生說得對極了:我們愛的是中國的文化。
做了官得了便宜別再賣乖,中國老百姓其實大都像楊絳先生那麼溫順了。張者問楊先生,國內歷來的政治運動讓你們吃了不少苦,現在後悔嗎?楊先生說:“沒有什麼後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爲了享福。”這纔是人話。
張者這篇訪談我是在《深圳商報》上看到的,文末說明“摘自《東方》雜誌”。我剛讀完楊先生的《我們仨》,看了這篇訪談心更不舒服。楊先生90歲了,最近在忙什麼?“我不忙什麼了。錢先生去了,女兒錢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掃現場。”她說。
她心上並不舒坦,卻不能不往舒坦想:楊絳先生寫的每一本書都給我這樣的感覺。她寫得真好,比錢鍾書先生還要好。
(摘自《白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