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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乃至我們村,在我的記憶裏只駐過一回兵,時間是1945年日本投降的兩個月後,也就是陽曆十月。他們是從蘇北過來的,原來本是山東的八路軍,抗戰後期爲支援新四軍由山東濱海過去的;而現在,又跋涉千里來到瀕臨萊州灣的我縣,準備從龍口港過海北上,去接收東北。
當然,開頭我並不知道這麼多,只知道我們村來部隊了。在我村駐了一個連隊,分在我家的是一個班,但僅有八個人。當村長通知我們後,我母親與姐姐立即動手打掃廂房,鋪好麥草。第二天一個班的“八路”就住了進來。雖然抗戰已經結束,但在鄉親們的口中,還是稱我們的子弟兵爲八路軍。
儘管縣城解放才兩個月,而八路軍和地方幹部的影響已有幾年,對於子弟兵的感情本來就很深厚,但這麼些同志,這麼親密的接觸過去還是沒有的。在我們家裏人的心理中,子弟兵住在我家,就像有了主心骨,絕對有了安全感。因爲在日本投降前兩年,瀰漫在我鄉陰晦沉重的空氣裏,除了日僞的侵擾,還有土匪盜賊的劫掠,小家小戶也不能倖免,真可以說是一日數驚。縣城一解放,情況就隨之好轉,現在,八路軍又直接住在我們家,因此,共產黨八路軍是人民的大救星這句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深切具體。尤其是在前幾年中受到驚嚇的母親,滿心希望八路軍能在我家多住些時候。
這個班的同志每天除了學習、開會和操練,三餐都在連隊的伙房裏打飯,看得出他們儘量不干擾各家房東的生活。但是,他們卻把我們家所有能幹的活全包了下來。本來因當時姐姐和我都小,還挑不動水,每天都是在西鄰李家南園的井上擡水吃。現在,班裏的同志輪流給我們挑水,水缸滿了,還要我媽準備兩個大盆,大盆也滿了,又將兩桶水也打滿。本來,我和姐姐擡水不容易,母親很少捨得澆花,現在不但能澆花,還能澆院裏東南角種的白菜和蘿蔔。說實話,不然這麼多水真用不了,每次母親都攔着同志們說:“夠了,夠了。”可他們還是笑着說:“沒事兒,沒事兒。”
我母親這人愛乾淨,每天將院子裏還有外面的過道打掃得草刺兒不留。現在她的這活兒也被同志們“剝奪”了,尤其是大個子班長和班裏的“蘋果臉”小戰士,兩個人就把這活計全包圓了,根本就沒有我媽動笤帚的份兒,真拿他們沒辦法。
“蘋果臉哥哥”這年才十七歲,是全班年齡最小的戰士。因爲他和我最談得來,所以我媽要我叫他哥;又因爲他有一張紅撲撲的圓臉兒,所以又稱他爲“蘋果臉哥哥”。本來,我是知道他的姓名的,可惜到今天已經忘記了。但他的籍貫我沒忘,他說他是離山東很近的江蘇贛榆人,去年春天才參的軍,在家裏也是獨子,不過只念了三年書,就幫着他父親一起種菜,挑菜到縣城去賣。所以,他在讀書這方面就沒有我幸運——這時我已讀小學四年級。記得有一次,他盤腿坐在鋪草上,在我遞給他的一個小木凳上給父母寫信,我那時只有蘸水鋼筆,而沒有自來水筆,臨時借給他用。
他寫着寫着,忽然仰起臉眯着眼睛,隨後又搖了搖頭,問我:“你說莒縣那個莒字咋寫?”他的蘋果臉顯得更紅了。我一時也有點發蒙,反問他:“是哪個……?”他進一步提示我:“好像有一個草字頭……”他這一提,我猛然想起,在一本歷史書上看到一個古國的名字,是草字頭下面一個“呂”字的,於是我在手心上畫出“莒”字的筆道:“是這個字兒嗎?”他大喜過望,連說:“是它,就是它……”
這一次的提示,可說是真正的互教互學,我這一蒙,使他得到確定的印證;他的確認,又使我知道一個字的讀音——不是“呂”而是“莒”。
我那時特別嚮往有一支自來水筆,但自知是遙不可得。“蘋果臉哥哥”知道我有這樣一個願望,非常真誠地對我保證說:“以後我若是有這樣一支筆,我就先捎(寄)給你。”我聽了,竟天真地和他爭起來:“我若是先有了,我就一定捎給你!”這時,我們誰也不懷疑對方能夠這樣做。
可這話說了幾天以後,也就是他們在我村呆到第十四天頭上,突然接到命令:全體開拔,從龍口登船去東北!龍口其實離我村才十多公里(人稱三十里地),但在我當時的心目中還是挺遠的一個距離。我從來沒有去過,這次當然也不可能去送他們。他們班離開我家時,我和“蘋果臉哥哥”都流淚了。母親帶着我送部隊到村西北大路口,一直目送他們遠去……
我後來從沒有忘記我們相互許下的諾言,但我是在六年後纔有了渴望已久的筆——也就是在我們部隊中得的獎品,卻不知那位“蘋果臉哥哥”身在何處;他現在有了自來水筆了嗎?
一個班,一個“蘋果臉”小戰士,竟成爲我的信仰與信念的重要成因。過了若干年我愈來愈明白:信仰不只是來自理念,而且還有活生生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