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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石家莊一農村女孩曹敏(化名)剛剛18歲,已是一個男孩的母親。她和孩子父親,一個只有22歲的農村小夥李某以及李某的父親等人一起在張家口打工。前不久,曹敏回鄉探親,李某就把兒子以15000元的價格賣到農村。賣了兒子以後,李某還換了行頭,抽上了高檔煙。最後,在當地警方的介入下,男孩回到了母親身邊,而孩子的父親卻跑掉了(9月6日《燕趙晚報》)。
從媒體報道可知,那些在城裏打工多年的農村青年,生活的圈子依然是老鄉,或者同爲打工者的工友。而維繫這個圈子的,依然是親情,以及農村裏的那些傳統信條。城市就在身邊,卻又十分遙遠。
一方面,他們缺乏進入城市生活的的渠道,很難真正融入城市的社區、城市的文化中去。另一方面,城市似乎也無意、無暇顧及這些如潮水一般涌進來的打工者。而且,人們還發現,與本分、老實的父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的訴求要明確、具體得多。對於土地,這一羣體還沒來得及培養起感情,很願意接受城市文明,融入城市,身後那個村莊,已經顯得十分模糊;對於工作,也有更多的訴求,而非僅僅是一種謀生的手段,他們講求待遇,講求文化,希望得到尊重,希望生活有更多的色彩,等等。
如何幫助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裏安身立命?職業技能培訓當然是需要的,不過,也不能過分迷信培訓。這是因爲,一方面,很多的技能培訓往往流於形式;另一方面,時下職業技能的發展日新月異,僅僅依靠政府組織的那些籠統簡略的培訓,也很難適應形勢的要求。
還有一點必須應該指出來,對於新生代農民工的幫助,應該從最本質的公民教育,也即權利教育開始。也就是說,城市需要做的功課,並不僅僅是幫助他們掌握一門技術,而應該是尊重他們的人格、尊重他們的權利,公平、公正地對待他們以及他們的父輩。
河北胡印斌媒體人
出境遊的最新變種
據9月7日《新京報》報道,近日,記者接到舉報稱,安徽省淮南市工商局發文通知,爲幫助個私企業開拓市場,組織部分個體工商戶及民營企業出境學習,每戶企業收取5400元費用。實際上,卻是科長局長到臺灣環島旅遊,“帶隊”幹部38人,其費用開銷來自民企協會會費。對此,記者進行了實地調查,發現其考察地點全爲景點。
在“三公經費”不斷透明的背景下,在輿論壓力之下,很多公權力部門開始變着法子動歪腦筋搞公款出境、出國考察,更有向下屬單位、權力管轄企事業單位巧立名目、移花接木伸手要錢組織“變種”考察的,力求規避公款出境、出國考察之名,但“司馬昭之心”依舊暴露無遺。
這次集體出境考察的貓膩還不僅僅於此,淮南市一些參與“考察”的企業負責人質疑說,如果需要領導帶隊,一兩個人也足夠了,但實際上工商部門去了三四十人。那麼,爲何會有如此多的工商局幹部參加“考察”呢?淮南市個體工商戶及私營企業協會會長徐孝敬解釋說,參與考察的工商局幹部,都是在協會有兼職的,都屬於協會人員,所以參與協會組織的活動。根據協會章程,會費可以用於協會開展活動。
這其實又是一個嚴重的違規事實。因爲爲加快行業協會改革,促進行業協會的健康發展,行業協會與行政機關脫鉤,早就已成定局。而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黨政機關領導幹部不兼任社會團體領導職務的通知》更明文規定,黨政機關領導幹部不得在社會團體中兼任領導職務。因特殊情況確需兼任的,必須按幹部管理權限進行審批後方可兼任。
據瞭解,淮南市個協與工商局幹部高度重合,從局長到科長,全部都在協會兼職,出遊的38名工商局幹部,都在協會兼職,這顯然是一極不正常的現象,明顯違反了“兩辦”的有關規定——一次“變種”集體出境“考察”暴露出來的多重問題,實在令我們需要反思那些制度的執行力爲何總是那麼弱不禁風、令人失望!
浙江吳杭民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