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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毅平西洋人跑到東亞來看寺廟,東亞人跑到歐洲去看教堂。大家都覺得好看,因為本地沒有,至少也是罕見。
我是東亞人當中的一個。我在東亞看過無數的寺廟,去歐洲看過無數的教堂。看著看著,就自慚形穢起來:寺廟與教堂,豈可同日而語?再『雄偉』的寺廟,在直指蒼穹的大教堂面前,也只是『侏儒』一個;木結構的寺廟『易朽』,或遲或早,總會有回祿之災,被付之一炬,不得不重新再造,哪像石砌的大教堂『不朽』,屹立千年是常有之事。何況在歐洲,教堂們只算是晚近之物,更早的古羅馬、古希臘乃至史前建築,早已都是龐然大物了。
有這種感覺的不光是我。西洋人對於自己的建築,向來也是很景仰的。『我所以這樣比較詳細地寫到薩摩司人,是因為他們是希臘全土三項最偉大的工程的締造者。其中的第一項是一條有兩個口的隧道……第二項是在海中圍繞著港灣的堤岸……第三項工程是一座神殿,這是我所見到的神殿中最大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纔比對一般人更加詳細地來寫薩摩司人的事情。』(希羅多德《歷史》)希氏之津津樂道於薩摩司人的故事,正是由於瞻仰其建築,而對其建築者心生崇敬的緣故。反之,他們想象,當今日的繁華成為遺跡,未來的人也會依據建築的留存,來評判今人的文化程度:『假如斯巴達城將來變為荒廢了,只有神廟和建築的地基保留下來了的話,過了一些時候之後,我想後代的人很難相信這個地方曾經有過像它的名聲那麼大的勢力……在另一方面,如果雅典有同樣的遭遇的話,一個普通人從親眼所看見它的外表來推測,會認為這個城市的勢力兩倍於它的實際情況。』(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修氏果然言中,雅典、斯巴達的建築和地基,乃至希氏所見薩摩司的隧道、堤岸和神殿,如今的確保存完好,令人馳心於古希臘文化的輝煌。
而我們的祖先所描寫的,則是我們的建築是如何的易朽。以阿房宮之宏偉,而『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杜牧《阿房宮賦》);以揚州城之富麗,兩經戰亂,而『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頹』(鮑照《蕪城賦》);以洛陽佛教之全盛,遭永熙多難,而『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京城表裡,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寥廓,鍾聲罕聞』(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時間久遠一些的,則更是湮滅無存,連地點都無從知曉了:『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杜甫《詠懷古跡》)倘若如今去訪古,休說與古希臘同期的文明遺跡,即便是大教堂時代的『晚近』之物,還能找到幾處呢?而今的考古界,每當發現一個大型遺址,明知其相比龐貝古城之完好不啻碧落黃泉,卻仍汲汲名之曰『東方龐貝』以自慰。中華文明,比之西洋文明,莫非從來就難望其項背?
芸芸眾生,作如此考慮者,想必為數不少。
謝閣蘭(圖下)是西洋人當中的一個。他在歐洲看過了無數的教堂,又到東亞來看了無數的寺廟。看著看著,他也自慚形穢起來:教堂與寺廟,豈可同日而語?前者(教堂)是野蠻人無知的妄作:『那些野蠻人,丟開木料、磚瓦和泥土,為了建築永恆而在岩石中建築!/他們崇拜那些因至今存在而光榮的陵墓、那些因古老而聞名的橋梁以及那些基石無一松動的廟宇……這些無知者,這些野蠻人!』為什麼這麼說呢?那是因為:『任何靜止的物體都逃不過歲月的貪婪利齒。持久不屬於堅固。』『如果時光不侵蝕建築,那它就會吞噬建築者。』也就是說,因為時光難以侵蝕教堂,於是就吞噬了教堂的建築者——『不朽』的教堂見證的,恰恰是歐洲文明走馬燈般的換將!而後者(寺廟)則是文明人智慧的象征:『在沙地上建築吧。給黏土摻上大量的水,豎起作為供品的梁木;很快,沙地就會塌陷,黏土就會膨脹,雙層屋頂就會在大地上撒滿鱗片……』這些『易朽』的建築,恰恰是人類貢獻給時光的祭品:『讓時光飽餐吧……/不必反抗:讓我們尊重逐漸消逝的歲月和貪婪的時光吧。』而當『全部祭品都被接納』,換來的就是人文的持久,『永恆不住在你們的牆中,而在你們身上,你們這些緩慢的人,你們這些持久的人』(《古今碑錄·一萬年》)。也就是說,因為時光容易侵蝕寺廟,於是它就放過了寺廟的建築者——『易朽』的寺廟見證的,恰恰是中華文明的一脈長傳!西洋文明,比之中華文明,原來竟是如此的望塵莫及!
芸芸眾生,做如此考慮者,大約只有謝氏一個?
但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數人手裡。想想吧,從古希臘文,到拉丁文,到近代歐洲各國語文,神廟和教堂依舊聳立著,但進出神廟和教堂的人,卻寫著不同的文字,說著不同的語言;而寺廟盡管易朽,從文言文到白話文,上下五千年,整個大中華,卻寫著同樣的文字,說著同樣的語言。於是,歐洲文學被時間和語言的利刃切割得支離破碎,而只要稍受訓練,中國人卻可以盡享古往今來的文學!
這只是一個例子,此外的例子盡多。
也許,當歐洲人感慨於時間和語言利刃的切割時,他們仰望著神廟和教堂,找到了滄海橫流裡砥柱中流般的心理安慰。神廟和教堂似乎是文藝的模范,靈感的來源,一切創作的終極理想。夏多布裡昂自稱《墓畔回憶錄》就是一座大教堂;普魯斯特受亞眠大教堂的啟示,而有了巨著《追憶逝水年華》,動筆之初,甚至以『大門』、『彩繪玻璃窗』等為各部分的標題,並對別人指出該書像大教堂的說法大為感動,視為知己之妙語;而拉克洛的《危險的關系》僅像城堡,則又等而下之了。
反之,當中國人感慨於寺廟的易朽時,他們求救於文字,在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論·論文》)的信念裡安身立命。建築不能永恆,那麼就讓文章來『恢萬裡而無閡,通億載而為津』(陸機《文賦》)吧!杜甫慨嘆楚宮之泯滅無痕,不因別的,只因讀了宋玉的文章,『搖落深知宋玉悲』,於是愛宋玉而及楚宮;而這由衷的『悵望千秋一灑淚』,不正是文章之力的最好證明嗎?黃鶴樓、鸛雀樓、岳陽樓屢毀屢建,全賴《黃鶴樓》《登鸛雀樓》《岳陽樓記》等詩文之力而維持其一線不絕之命脈;而沒有《閱江樓記》,甚至根本就不會有閱江樓!
當然,事情總有兩面。也許,寺廟的『易朽』,讓中國人更重視固守傳統;而神廟和教堂的『不朽』,則讓歐洲人勇於變革和創新。後者就如有些君主立憲制國家,政府盡管走馬燈般地更迭,王室則成為國民凝聚力的象征;前者猶如朝代盡管改換,主人盡管變遷,文明的傳統卻始終不變。孰優孰劣自難評判,重要的是擁有如謝閣蘭那般洞察、接納他者的眼光,取他者之長處為我借鑒。
(謹以此文紀念謝閣蘭的《古今碑錄》問世一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