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桐城派的影響日益擴大，聰明的桐城人開始書寫歷史也就不足為奇了。難怪乾隆年間，劉統勛彈劾桐城人張廷玉的奏章上就有『(桐城)張、姚二姓，幾佔(大清)半部縉紳錄』之語。

　　『桐城派』的政治影響

　　在不少人看來，『桐城派』都是些舞文弄墨的書齋文人，是個學術流派。一般搞學術的人影響也很難發散到社會之上。因此，『桐城派』應該是遠離社會政治，他們的雅淡之音也似乎不能與當時的魏源、龔自珍等人的振世之音相比。

　　但其實不然，『桐城派』自一誕生開始，就和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桐城派」的這些文人影響政治，除了通過為官一方造福於民外，還通過給皇帝上奏章來關注民生；或者通過辦教育，出任書院山長(相當於今天的院長)來施教於民。』『桐城派』研究學者、安徽大學歷史系教授江小角告訴我們。

　　據江小角教授介紹，『桐城派』作為一個學派，之所以能夠在政治中產生深遠影響，是和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的。

　　1644年清王朝入關後，為鞏固其封建統治地位，采取尊崇儒家理學的策略，使程朱理學成為有清一代的官方統治思想，科舉考試必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為據，官宦、士大夫從小就受其影響，所遵行的也是程朱理學強調的綱常倫理。

　　這個時候，一個人出現了。他就是『桐城派』的四祖之一——方苞。

　　方苞青年時代就有以唐宋八家之文載程、朱之道的志向。25歲時就曾說過『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之後又提出了『義法』主張。雍正十一年(1733)，方苞任翰林院侍講學士，替和碩果親王編成《古文約選》，便為『義法』說提供了一部示范書，此書在乾隆年間成為官方的古文教材。方苞所倡導的桐城派『義法』文理，也就具備了『欽頒』的權威性，開創了『桐城派』的政治之本。

　　當然，說『桐城派』的政治，就不得不說那場著名的『《南山集》案』。

　　『桐城派』四祖之一的戴名世天資聰穎，後因纔華卓異入北京，選為八旗正藍旗教習。在北京期間，戴名世弟子尤雲鶚將他的習作刊刻出版，這就是著名的《南山集》。此書一經問世，即風行各省，其發行量之大、流傳之廣，在當時所有私家著作中是罕見的。而桐城派的治學主張、特點也隨《南山集》一起風行，為當時文人模仿。

　　《南山集》讓戴名世名動天下，集子刊印後的第九年，戴名世參加殿試高中『榜眼』，授翰林院編修。此時的他名望如日中天。或許正是應了『樹大招風』這句俗語——作為皇帝身邊的重臣、天下學人的泰斗，戴名世招來了他人嫌隙。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御史趙申喬參劾戴名世所著《南山集》中多次引用南明年號，實乃『大不敬』。康熙五十年距《南山集》刊印已過了11年，一本早已沈入時間的著作，怎麼現在纔被翻出來，成為作者『大不敬』的罪證？很顯然，戴名世被小人算計了。

　　參劾狀送到了康熙面前，這位『明君』難道就不明就裡嗎？不，他要殺雞儆猴，他要天下人知道你戴名世纔華再大，也不過是我手中的羔羊罷了。公元1713年初春，戴名世被腰斬處死，時年60歲。而幾年後，受《南山集》案牽連的方苞被『恩釋出獄』，這位桐城派大家顯然吸取了戴名世的教訓，他一面著書立說，一面韜光養晦，平生雖兩次入南書房參與政事，卻又對政治和權利全無野心……

　　『乾隆中後期，在京城有這樣一句話：「京城官生半桐城。」就是說北京的官員、士生半數都是桐城派弟子。足見「桐城派」的政治影響。』江小角說。

　　為什麼是『桐城派』？

　　桐城派雖是文章流派，但因其影響廣大，遍及全國，且時間延續較長，長時間地成為清代的文章時尚，加上眾多高官、名流參與，其影響實際上已遠遠超出了文學的范疇，成為清朝思想文化的主體，其政治的一面也就不難理解了。

　　為什麼歷史會選擇『桐城派』呢？

　　古稱『桐國』的桐城盛產稻米，有山有水且山清水秀，適宜居住。安居樂業後自然就該讀書了。桐城人十分看重讀書，文風盛行，民間有『窮不丟書，富不丟豬』的俗語。就是說家裡再窮，哪怕揭不開鍋，也要想盡辦法讓子女讀書。家裡再富，也要勤儉。

　　而且，由於桐城『成學治古文者綜乾百計』，所以形成了同輩之間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群體效應。如戴名世十七八歲時，即喜愛同鄉裡眾學子『相與砥礪以名行，商榷文章之事』，而方苞能成為桐城派創始人，又與他常同開山祖戴名世切磋古文、深受教益大有關系；劉大櫆在古文上的顯赫名聲和在桐城派中的崇高地位，又離不開『名重京師』的方苞的栽培、賞識和提攜；姚鼐的成纔和出名，則又直接得力於劉大櫆的諄諄敦誨。這種名師出高徒、代代相傳的連鎖反應，使得桐城派大作家人纔輩出，出類拔萃。

　　『上有九頭鳥，下有湖北佬，三個湖北佬斗不過一個桐城佬。』作為桐城人的江小角教授，每次在和別人說起家鄉的這句俗語時，都是一臉自豪——桐城人的聰慧、好學是世所公認的。

　　或許您不相信，那些由桐城文人發蒙的子弟，頭腦似乎都要聰明一些。清初揚州富商鄧大同曾為族中子弟延請桐城教師，學了一段時間後，他發現這些孩子全都神采奕奕，敏而好學，再不是從前那副木訥呆笨的樣子。同樣的儒學教材、同樣的孩童，為什麼一經桐城教師教授，效果就大不一樣？其中的奧妙就在於桐城學問注重務實，言之有物，活學活用。

　　因此，隨著桐城派的影響日益擴大，聰明的桐城人開始書寫歷史也就不足為奇了。難怪乾隆年間，劉統勛彈劾桐城人張廷玉的奏章上就有『(桐城)張、姚二姓，幾佔(大清)半部縉紳錄』之語。

　　獨特的『桐城派』名宦

　　封建社會，學而優則仕。而在江小角看來，『桐城派』為官者，不僅『學而優則仕』，而且能夠『仕而優則學』，留下了許多佳話。

　　作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姚鼐也曾官至《四庫全書》纂修。此職本應翰林方可充任，獨鼐與休寧戴東源、興化伍大椿、歙縣程晉芳等8人破格當選。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待《四庫全書》完成後，姚鼐卻在44歲時乞養歸裡，不入仕途，任大學士於敏中、梁國治先後動以高官厚祿，均被辭卻。

　　對於姚鼐中年辭官的原因，歷來有種種說法：他自己一再聲稱是『以疾歸』，同為《四庫全書》纂修官的翁方綱說他『以養親去』，同鄉姚瑩說是因推薦他當御史的相國劉統勛突然逝世『乃決意去，遂乞養歸裡』，《桐城續修縣志》說由於他充四庫全書編纂官，在學術上與同僚有分歧，『與時不合，遂乞病歸』……如此種種。真正原因到底是什麼呢？

　　『我認為，姚鼐中年辭官正是「桐城派」為官者性格的一種體現。和許多「桐城派」文人一樣，姚鼐是個有獨立思想狷介自好的人。他不願和統治者一鼻孔出氣，纔主動辭官，實現其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擇。他不可能選擇與統治者堅決對抗的道路，而只能選擇退讓。』桐城派研究會秘書處辦公室主任唐紅炬分析說。

　　誠如唐主任所言，翻開『桐城派』名宦們的為官經歷，不難發現『桐城派』辭官現象屢見不鮮。當他們覺得自己不能與統治者『道合』時，不少人選擇了辭官，不為五斗米折腰，而走書院學人的道路。成為『桐城派』名宦的一大特點。究其原因，應該與桐城派為官者剛直不阿，不願與人同流合污有關。

　　和別的地方官員不同，因為自幼文風熏陶，那些外出做官的『桐城派』不論到哪裡，都把桐城人『窮不丟書，富不丟豬』的傳統帶到哪裡，都會建文廟，興學校，教民讀書，倡導禮儀。

　　『桐城派』為官，還有個特點——廉潔至上。許多人在貧窮的地方為官，不僅潔身自好，而且把應得的俸祿都捐出賑災濟民，乃至回家無路費；甚至有的人去世了都無錢買棺入殮。這在常人看來簡直不可思議，但現實情況就是這樣。桐城官員姚之騏在湘潭知縣任上累死，與其素不融洽的兵備副使前來奔喪，見其囊中僅有幾十金路費，不禁撫屍大哭……

　　纔高行卓方苞、水利總督方觀承、直諫賢臣姚元之……雖然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就有了官宦，但細數『桐城派』的這些名宦，就如同他們的文章一樣名揚天下。

　　□程堂義徐子健陳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