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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鋒生產隊
羅伯特·弗蘭克是先鋒?看上去有些老了,作品與人。
但沒人敢說他過時。
因為他差不多以一己之力,僅僅83張照片的《美國人》影集,改變攝影:攝影可以是文化批評,也可以是化境。這種化境,現在人人都做,但卻沒有超過他的。
他是『垮掉的一代』在攝影上的反映,是1950年代以來藝術變革在攝影上的反映。他將攝影引入個人主觀情感的時代,從而可以書寫影像史詩。照相機,從此變成一種感性的機器。
這樣的人物,攝影史上恐怕只有三五位而已。布列松是一位,他創立了『決定性瞬間』,形成新聞攝影的法則;弗蘭克晚了一代,特色恰好是非決定性瞬間,是寫實攝影的解放。
雖然兩人同樣有高超的影像形式感,但前者精工,後者自然,前者注意形式,後者在意情緒。羅伯特·弗蘭克的影像感正是為了形式之外的內心———形式完全為內心服務,甚至於構圖、色彩、顆粒這些本身就是內心。對我這個挑剔的人來說,他差不多是唯一讓人看不厭的人物。
布列松已死。弗蘭克還活著。藝術大師,總要來中國一趟,這成了規律。2007年,弗蘭克應邀來到平遙攝影大展。
他立馬成了珍稀動物。那些天,成百上千的鏡頭,將他壓迫到牆角,或者說,歷史的深處。
當時《名利場》一位記者,他們的朋友,陪弗蘭克夫婦前來。記者寫了很好也很長的一篇特稿:《中國,無情的旅程》。稿子像是將他的一生,交織在中國旅程的線路上,像一次人生路的總結。
老外的寫作,常常像是回文,他不時反芻一個細節:剛到之時,他們走進古城小巷深處,一間極小的餐館。喝下一兩口雞湯後,湯匙突然掉在地上摔碎,老人癱在椅上,湯汁落在他的老朋友———那條老舊的牛仔褲『比利』上。女店主臉上現出恐懼神色。
一個經典的死亡場景。記者當時浮現一個奇怪的念頭:怎麼沒一個人帶相機?
大師會死在中國並成為一個藝術史事件嗎?
在平遙,乾部們會跑去買一條好的褲子,換下他不合身的比利,以出席各種場合;有一位官員,甚至蹲下來,給老人系好鞋帶。在這個盛會,人們努力維護著這一傳奇。
弗蘭克,1924年生,瑞士人。因為覺得歐洲沈悶,他來到美國。1955年,他用申請到的古根海姆資助金,弄了輛二手車,一連兩年,跑在美國大地上,拍下兩萬多張照片。
這很像凱魯亞克的《在路上》。是的,這就是影像版的《在路上》。他們是朋友。要知道,凱魯亞克給弗蘭克的《美國人》寫了序,和弗蘭克一塊拍過電影。他也常和阿倫·金斯伯格混在一起。
1959年,畫冊在美國發行,像扔下一顆炸彈。美國人自我感覺良好,可這個人鏡頭下的美國人,竟然孤獨、無助與空虛,鏡頭語言也與清晰、平穩、直白的美國風格大不相同。《大眾攝影》雜志這樣評價弗蘭克的作品:『沒有意義的模糊,粗糙的,灰霧的,傾斜的地平線,大面積的歪斜。』他們還評價弗蘭克『是一個無趣的,憎惡收留他的國家的人。』
這個雜志的專業評價,正好是他開創的個人特色,解放了攝影的語言,只不過,那不是無意義的。他打碎了美國夢,消滅了美國神話。
10年後,當性革命與民權運動大興之時,評價完全轉向,認為他是一個預言家,是美國本質的發現者,《美國人》是無聲的電影,是人文名著。
確實,他以一本畫冊,完成對一個國家一個時代的總括性的批評。這是一個人的沈思,一個人的史論,讓我們很自然地想起,美國曾有另一個人這樣沈思過:梭羅的《瓦爾登湖》。
此後,他轉向電影。他的第一部電影《拔出雛菊》(1959年)被認為是新美國電影的開篇之作,一部極重要的先鋒電影,劇情就是傑克·凱魯亞克草擬的。
現在,他和他的藝術家妻子獨居加拿大的小島,消化著一生的傳奇與傷痛。他有一個女兒死於飛機失事,又有一個兒子自殺。
他的作品與他的人生,反映著最普遍的人性,如一碗濃湯,讓人回味不盡,但也可能有毒。
如同平遙的家庭飯館的那碗湯。當時在大家叫了救護車後,大師又醒了過來。
大師冒險來中國一次,我們又得到了什麼?如果是我,我會問:您發明了全面展示人性的攝影,可現在人性如此泛濫,我們該如何收場?
大師又得到什麼?他再也不能自由地觀看一塊真實的土地。他是神。只是到了北京,付羽、魏來、盧恆等幾個青年攝影師,找到了他。他不想參加官式活動,他更想和這幾個年輕的『徒弟』在一起亂轉———其實全中國的傑出攝影師都會自認是他未謀面的學生。他走的時候給每個人留下了簽名的原作。雖然已老態龍鍾,但他能在茫茫人海中輕易認出他的同類,一如他年輕時候。
(作者為知名攝影師)
顏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