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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城》編劇馮柏銘。付琳閣攝
歌劇《釣魚城》編劇馮柏銘認爲,劇本在創作時需要當成音樂來寫,要首先設計好,想好哪個地方詠歎調、哪個地方詠敘調。而作曲則要把音樂當成戲劇來寫,要時刻想到戲劇性。“這一點,我認爲徐佔海老師做得很好,他甚至告訴我,爲了保留戲中的衝突性,劇本里他連標點符號都沒改。”馮柏銘說。
在馮柏銘看來,正是他和編曲徐佔海之間的配合默契,才使得這部劇得以充分發揮了歌劇敘事優勢,展示出其最大舞臺魅力。
記者:如果要您爲《釣魚城》的成功概括一點經驗,您會說些什麼?
馮柏銘:我認爲是充分發揮了舞臺這樣一個有限又相對無限的作用,把歌劇的敘事優勢發揮了出來。
歌劇裏的有些人物,比如說忽必烈和王立,按照歷史他們根本不在一個空間,在舞臺上就可以把它組織到一個空間,舞臺有時候看上去很有限,其實是很無限的,因爲它有一個架空性,可以根據關注重點增加想象,幾個時空可以在同一個時間表現,利用這種優勢,歌唱敘事的完整感就體現出來了。
所以,不同角色可以在不同時間組織在一個空間,從獨唱、重唱到四重唱到合唱,呈現一個完整音樂場面,一氣呵成,把心裏的那種糾結和高潮推到極致,推到最後,有一個尾曲,那個尾曲熱烈歡快,前面高潮是在不同時空裏面進行的,這樣能夠省去好多事,就把力量放在抒情、內心糾結、人物思想鬥爭這上面,這是歌劇的手法,也是舞臺的手法。
記者:採訪徐佔海先生時他說到,主要有兩大主題,戰爭、和平。以前我們在瞭解釣魚城的時候都是瞭解它戰爭的一面,在和平上好像是比較忽視的,您是怎麼用和平場景來感染人的?
馮柏銘:這個東西是歷史上就有,到後面戰爭打到最後已經不是民族與民族之間的戰爭了,南宋已經滅亡了,國家已經不存在了,它是爲生存而戰,所以堅守36年,等於是爲生命而戰。
實際上,兩個人都很糾結,忽必烈也很糾結,他覺得我已經成立元朝了,這些應該都是我的臣民,我再屠殺他們就是屠殺自己的臣民,有這個東西在裏面。
而在王立觀念裏,我是保這一方百姓生命,還是繼續忠於這個已經不存在的王朝?兩個人都很糾結。這往大處看,是兩個民族或者是當時“國與國”的戰爭,往小了看是兩個人之間的戰爭。
那麼最後結果是什麼?兩個人都各自戰勝了自己,都是勝利者。所以當時我到釣魚城去,就認爲這個點很好,可以寫個歌劇,兩邊都是英雄。
記者:此前我們看釣魚城的故事,喜歡辯證地一分爲二來看,認爲人物有過錯也有榮譽,有人認爲,您的創作顛覆了我們此前對故事的看法,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
馮柏銘:我都是用正面的來寫的,當然過程很殘酷,很慘烈,但是這種結果我是歌頌的,作爲一種英雄頌歌,我覺得兩個人都是英雄,因爲他們各自戰勝了自己,戰勝了一些觀念,一些束縛。
看起來是兩個民族的戰爭最後變成兩個人的戰爭,兩個人最後又都戰勝了自己,所以他們都是勝利者。
我認爲不應該老是糾結投降不投降的問題,因爲它後面已經不是民族戰爭,也不是國家戰爭了。你想王立面對的是可能被屠城,你就是放棄抵抗也會死,所有隻有戰鬥到底,但意義上不是爲已經滅亡了的南宋,而是爲自己城民的生命,爲捍衛生命而戰。
忽必烈則是爲了捍衛遺詔而戰,大元建立,這些已經是他的臣民,他爲什麼還要殺,他是爲了蒙哥遺詔,實際上忽必烈是要復仇的,最後他放棄了,等於放棄自己的私仇。王立爲了十萬生靈放棄了再爲已經不存在的王朝而戰,實際上放棄了自己的名聲。
在這一點上,忽必烈和王立都突破了自我,保全了城內十萬人的性命,所以他們都是勝利者。
記者:有觀衆認爲,這部劇很奇怪,沒有愛情、角色沒有壞人,但是仍然感覺衝突感強烈,您如何看待?
馮柏銘:我覺得是戲的題材決定了,有些戲有明顯的悲劇喜劇之分,但這部戲不是,我認爲這算正劇,我們總結這部戲沒有壞人,沒有愛人,主角沒有死人。一般寫戲要不就是主角死了,要不就是壞人在裏面搞鬼。
我們這個戲角色還是有所突破,愛與死其實是有的,只是這裏的愛並不是狹義上的愛情,而是人性角度上的大愛,所以戲劇衝突依然非常激烈,可能也打破一些理論了,照樣激烈,照樣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