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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讀任天佑新作《讓思想突出重圍——當代軍事轉型中的心路紀要》(國防大學出版社),我腦海中首先想到的是上世紀90年代末經濟思想界的一場討論。
討論圍繞『制度』與『技術』對於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孰重孰輕展開。一方認為,推動中國經濟轉型,必須靠技術發展。理由是,技術是生產力發展的標志,改革是生產關系層面的調整。生產力推動生產關系變革。因此,技術變遷會強制性導致制度轉型。所以,『技術先於制度』。但另一派觀點則認為,一定形態的生產關系形成後就有其相對穩定性,有時就表現為制度的惰性,妨礙技術進步。因此,要推動中國經濟結構昇級,關鍵是要改革妨礙技術進步的不合理的制度障礙,從這個意義上看,『制度高於技術』。
我之所以提及這場討論,表面與這本書似乎沒有關系,實則關系重大。為適應世界范圍內方興未艾的新軍事變革浪潮,中國新一輪軍事變革也在如火如荼展開,因此,論述軍事變革的著作書籍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這些著作書籍基本圍繞軍事裝備、編制體制、作戰樣式等展開,討論的多是『器』層面或『行動』這一層次的問題;而圍繞『道』即軍事思想、軍事理論層面的討論相對較少。任天佑《讓思想突出重圍》一書的出版,對於彌補從『道』的層面討論軍事轉型方面的缺失無疑有著重要意義。
這也涉及到『思想』與『行動』、『觀念』與『制度』在推動軍事轉型中的排序問題。一般來說,觀念與理論產生於實踐,『行動』應該在先,『思想』似乎應該在後。同樣,因為『制度』提供給行動者以預期,並約束人的行為,被認為是比『觀念』更為重要的東西。然而,這也都是從終極意義上講的。從具體的社會實踐看,『思想』始終是『行動』的『先導』,正確的思想與錯誤的思想,指導的行動結果完全不同;而新制度學派最新研究成果也表明,『由行為者對世界的看法構成的觀念體系成為制度矩陣的決定性因素』。從這個意義上看,『道』應該優先於『器』。這正如作者甫一開卷所引用的拿破侖名言:『世界上有兩種力量,一是利劍,一是思想,而思想最終總是戰勝利劍!』也因此,推動軍事轉型,思想解放與觀念創新應該排在發展武器裝備與革新作戰樣式之前。有了這樣的理解,作者在書中明確提出,『沒有觀念突破和思想解放,軍事變革就難以進行下去』;即使是『創新體制機制和政策制度』,『首要的也在於突破思想觀念的障礙』。
也正因為作者有了這樣的認識,作者的關注點如此集中,均在圍繞軍事轉型中的思想解放、理論創新著力。開篇入眼的就是《提昇思想創新力》,接著往下讀:《立足新的軍事實踐繼續解放思想》《論近代以來一些國家軍事改革中的觀念制約與突破》《軍事理論創新思維面臨的挑戰》《當代軍事轉型中理論創新的嬗變》……滿紙都是思想噴湧而出後撲面而來的氣息,讓我們感受到了思想掙脫羈絆後恣意揮灑的力量。
鍥而不捨,終有所得。作者不僅僅是論述了思想解放、理論創新對推動軍事轉型的決定性意義,還以史為鑒,詳細闡述了軍事轉型中可能遇到的思想觀念制約,更指明了突破思想觀念束縛的大方向。在作者看來,近代以來一些國家軍事改革過程中,軍事理論尤其是作戰理論的制約是關鍵性制約,意識形態傳統理念的制約是一種全面的、有時甚至是致命的制約,利益觀念的制約是更具實質性的制約,體制機制和制度既是形成和強化利益觀念制約的重要條件,又是形成人們慣性思維、固步自封的重要基礎,此外,軍事文化觀念和文化心理的制約也是軍事改革中一個重要的制約因素。為了突破上述制約,作者提出,明確的國家安全戰略目標以及由此形成的軍事戰略目標,是觀念突破的引擎和助推器;對經濟政治尤其是技術發展給軍事帶來的影響保持著敏銳把握,並始終秉持把技術層面發展要求上昇為制度層面構建的追求,是觀念突破的重要思想基礎;創新人纔和人纔群體是觀念突破的引領者和推手;充滿思想活力與創造力的社會氛圍是觀念突破的重要條件。這些觀點,對於我們認清軍事變革的復雜性以及尋找推進軍事變革的突破口,特別是對曾歷經了晚清軍事變革失敗後歷史之痛國家的軍人來說,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
還值得一提的是,《讓思想突出重圍》一書非常好讀。作者長期從事政治機關工作,但內容與文字了無『官氣』『八股氣』,反而有一種游走於歷史與現實、本土與海外之間的自在和從容,有一種上下數千年、縱橫幾萬裡的宏闊與厚重,顯示出作者深厚的知識積淀與學術素養。可以說,作者不僅在書中倡導思想解放與觀念創新,而且寫作這本書本身就是在踐行思想解放與觀念創新。在中國特色軍事變革處於關鍵之時,我們每一個軍事理論工作者都應該有這種創新勇氣和擔當,拿出更多精品力作,為當代中國軍事發展提供強大理論支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