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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陳可辛新書《自己的路》內地版在北京首發,他年逾八旬的父親陳銅民到場助陣。陳可辛敞開心扉回顧從影歷程,透露了風光背後許多不為人知的艱辛。《武俠》意外受挫,如今再度出發,陳可辛說,拍電影要從中找到自己的快樂,不要抱怨,雖然一度覺得上半輩子輸了,但是這不代表下半輩子會輸。
新書回顧電影路
成敗皆因太自我
《自己的路》追溯了陳可辛三十年的從影生涯,曾志偉、黃建新、韓三平、黎明、金城武、湯唯等工作伙伴以及家人在書中一同回顧了他的電影之路。
陳可辛說,自己的前半生,所有的成功、所有的失敗,都是因為太自我。『我是個很矛盾的人,表面是很溫和儒雅、彬彬有禮,其實非常固執任性、愛較勁,非常自我。這些年來所有的成功和失敗,都是源於太自我。我覺得書名叫《自己》是最適合的,至於英文名,不如叫myway。』
聊到新書的內容,陳可辛表示,可能會有讀者覺得失望,因為他一直在講生意,『如果不講生意,我的藝術進行不下去。我本身就是很坦白的人。可能很多不從事電影行業的人會覺得,這本書沒有帶來那麼美好的畫面,沒有展示出導演輝煌和美好的一面,可那個確實就是我。』
就在去年,《武俠》遭遇滑鐵盧。與《十月圍城》乃至早年《金枝玉葉》《甜蜜蜜》的輝煌時期相比,他的電影之路一度受挫。現在回想起來,陳可辛很釋然:『我是那麼自我,所以做的決定是對或是錯,帶來好的或是壞的影響,我都會承受。』
不諱言揭舊傷疤
因《武俠》備受打擊
陳可辛稱,電影《武俠》意外受挫,對自己的打擊非常大。
『我一直說我的專業是電影,專業不是代表我很牛、很有纔華。我只是做到專業,從選角到題材到發行。盡管我會在片子裡加上個人喜好,沒有個人喜好我拍不了電影,但是這不會影響電影的營銷。』他說,『原本我對《武俠》的評估是,比「打平」高出百分之四五十,但實際狀況是低了百分之四五十,這一來一回就是百分之八十。』
他對這段挫折毫不諱言:『人最重要的是知己知彼,要有自知之明,所以我給女兒起名「是知」。但是做這一行很多時候是需要沒有自知之明的,這樣你纔有勇氣往前衝。我也是個非常坦白的人。雖然有外圍的影響,但是當一部電影失敗的時候,最大的責任在我自己。』
之前的《投名狀》海外發行受挫。有人說倒不如讓李連傑在片子裡飛起來,展示功夫迎合海外市場。陳可辛說:『飛一飛就不是《投名狀》了。飛來飛去那麼多人拍了,我不是刻意回避,那不是我的強項,飛得不會比別人好。我的強項是拍人物。說到底,拍電影要從中找到自己的快樂。不要抱怨,輸了也心甘情願。』
痛定思痛降成本
新片依舊重情懷
在陳可辛看來,《自己的路》是一本自我療傷的書,『去年出這本書的時候,感覺上半輩子是輸的,但是這不代表下半輩子會輸。』今年他再度出手拍了兩部電影,《整容日記》和《中國先生》。
『現在的電影確實很難做,必須跟著很多人,看一些眼前的東西。我本來拍愛情片,後來要去拍歌舞片,歌舞片不行要去拍大片,觀眾纔會被吸引,這些都是被迫的,我們做大導演也是「被大導演」。』陳可辛說,自己有一點跟別人不一樣,『我在裡面盡量找到樂趣、找到拍攝的理由。《大時代》《武俠》都不是我的強項。正是因為《武俠》的失敗,使得我痛定思痛,一定要把成本降低。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既然我投不了那麼大的戲,我還是投便宜一點的,《中國先生》的成本沒有那麼大。』
他說,接拍《中國先生》的另一個原因,就是關乎情懷。『我喜歡的電影都是講情懷的、講文藝的、講友情愛情、講一種集體回憶的。』
這部電影講述了結識於上世紀80年代的三位大學好友一起越洋圓夢的故事。陳可辛說,片中鄧超扮演的角色,有著自己的寫照,包括他對夢想的堅持,『四個主要角色的故事都有我生活的映射。把生活的點滴放進去,纔會拍得好玩。』
藝術與商業制衡
妥協的包裝不妥協的題材
《雙城故事》《甜蜜蜜》在影迷眼中屬於清新文藝范兒,後來陳可辛轉而拍攝《投名狀》《十月圍城》《武俠》等大片。
談到如何處理藝術和商業之間的關系,陳可辛說:『我的口味挺商業。我不太愛看藝術片,也不會拍讓人看不懂的電影。但是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會追求深刻的東西,在這方面會跟自己較勁。』他說,前期的《雙城故事》比較煽情,這本身就是一種商業手段,盡管看起來可能比較文藝,《甜蜜蜜》則是他拍過的最商業的電影,影片裡都是好人,沒有違反觀眾的任何意願,百分百符合好萊塢的條件。『但是從《如果·愛》開始我和我爸爸就有分歧了,他說《如果·愛》看不懂,《如果·愛》把人性顯得非常灰暗。那怎樣去平衡?遇到非常不妥協的題材,就用非常妥協的包裝方式。跟傳統價值觀較勁的話,我就用非常大的包裝、大的投資,讓你覺得那麼多的明星,不能不來。』
陳可辛說:『我不相信人是惡的,但是我更不相信是主流價值觀教我們的善,我覺得人性是自私的,自私不是惡,自私是非常自然的。我拍電影不停地寫一些人性的缺點,不是非常大的缺點,所以我的電影從來都不去電影節,因為我的缺點寫得不夠陰暗,不夠怪。』
□父親眼中的陳可辛
快樂走起新步伐
經歷挫敗之後,陳可辛重新出發。他說永遠都要拼到最後一口氣。陳銅民對兒子的評價是『硬頸』(不低頭)。
早在上世紀50年代,陳銅民就是知名編劇,60年代初任《明報》編輯,後又在國泰和邵氏公司身兼數職,70年代他執導的電影《赤膽好漢》,在2009年被改編為陳可辛監制的《十月圍城》。
陳銅民為《自己的路》作序。他說,給兒子起名『可辛』,原是為了紀念他母親生他時難產,不料卻變成了他生命的一句箴言,『我是在電影這條道路上走過來的人,吃過此苦,由此退出。沒想到自己的兒子竟如此勇敢,並已在成成敗敗的拼打中留下了許多戰績。』
談到父子二人相同之處,陳銅民說:『我們對人很溫和,但是做事有底線,一條過不了的底線。』
陳銅民說,拍大投資、大制作,是陳可辛必須經歷的過程,投大資本纔能夠打出名號,『現在可以輕輕松松來拍《中國先生》,在沈淀了這些經驗之後,重新起步。他跟《中國先生》的演員說,拍戲很快樂,一直在強調快樂。我聽了也很快樂,覺得他真的在快樂地走起新的步伐,做父親的也可以放心了。』
□記者手記陳導剪發為招財
媒體鏡頭裡的陳可辛,多年來一直留著長發、戴著眼鏡。他說小時候因為個子矮,總坐在教室前排,被迫成為乖巧的學生,少年時代也沒有叛逆期。長大之後非常懷念上世紀60年代,喜愛波西米亞風,留起了長發。拍《金枝玉葉》時間非常緊,拍完之後也沒有時間剪頭發。片子做完纔想起來捯飭發型,不小心剪得太短。但或許是剪發帶來了好運,《金枝玉葉》當年的票房達到三千萬。由此有了個傳統,拍電影要剪發,剪發招財。這次為了《中國先生》,陳可辛也犧牲了一截頭發,『現在就拼命等著留回來。』
本報記者趙曉路本版圖片本報記者張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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