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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為何物,滄海一粟。 半世迷茫,身安何處。 應順自然,一念不駐。 隨風去來,都是歸路。
從本意上說,啟蒙是指在兒童時期,由於不具備驗證科學知識的能力,只能簡單記憶,只有忽略證明過程施以教育,這種教育方法叫啟蒙。以後,引申到社會學領域,即一個社會需要通識建設,並以此作為共同前行的基礎。
中國古代是非常重視啟蒙的,但在現代化過程中,我們卻在新的啟蒙中出現了較大的偏差與爭執,問題的核心在於,我們的啟蒙傳統專注於『公平』,而現代啟蒙更強調『自由』,如何擺正這兩者的關系,始終未能形成共識。
中國出現過兩次大的啟蒙高潮,然而,兩次啟蒙均維持了不足10年,便在分裂與爭吵中走向碎片化。而失去了啟蒙的指引,必然令方向產生模糊。在今天,啟蒙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焦點話題。
為此,本報特編輯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與法國哲學院共同舉辦的『中法哲學家對話』第二場對話——『何為啟蒙』,嘉賓分別是來自法國哲學院的瑟魯阿·陸斯特·布爾比那女士(以下簡稱為布爾比那)和來自中國人民大學的周濂副教授,希望能更豐富讀者們思考。
不同的啟蒙傳統
布爾比那:法國啟蒙運動繼承了兩個思潮:第一,理性;第二,自然權利。一方面,他們將自由視為理性的一種表達,在政治層面上表達方式。另一方面,自由帶來的後果就是源自人性的自然權利。我這裡引用盧梭一句名言,『人生來是自由的,但是無往不在枷鎖之中』。這就意味著人在政治上的自由,以及在精神上的理性,兩者相互關聯。我們不能破壞這兩者。不管社會條件,政治條件怎麼樣,我們都不能影響人的這兩個基本的特性。
周濂:在我看來,在中國啟蒙道路上最大激發人們想象力,同時最深刻地改變中國現實啟蒙價值的不是自由,不是理性,不是人權,不是法制,也不是個人尊嚴,而是『平等』這個概念。『五四運動』可以說是啟蒙運動在中國的開端,德先生、賽先生曾被廣為傳頌,但救亡很快壓倒啟蒙,1919年之後不久,中國啟蒙運動基本上被腰斬了。
片面追求平等的代價
周濂:片面追求平等,導致階級斗爭話語的盛行,革命話語、人民民主話語,這些理念取代了自由,取代了民主,取代了理性,成為中國近百年來一個主流的政治趨向或者說價值訴求。通過革命,極大地激發起底層民眾,徹底地顛覆了舊有的社會政治秩序。以平等之名,進一步摧挎了或者顛覆了殘存的中間社會力量,甚至殘損的禮俗秩序,乃至人心的秩序。今天,我們的社會心態有一種戾氣,比方說仇富、仇官心理,社會怨恨心理,其實背後依然是對平等價值的強烈訴求,在理念上要追求這些價值,但是在現實當中又發現很難實現這個價值。
這個學期我給研究生上一門當代政治哲學的課,我列舉了八個政治價值,請他們進行選擇,認為哪一個價值最重要,我特別驚訝的一點,選擇平等的同學非常少,但是當我們討論平等價值的時候,爭議是最激烈的。
在今天,的確有不少人認為啟蒙死了,我還是認可哈貝馬斯的說法,啟蒙是一個未完成的任務。我覺得我們需要重新像康德一樣,在1874年寫的一篇文章《什麼是啟蒙》,我們今天要重新提出這個問題,《什麼是啟蒙》。基於過去100年的傳統或者歷史,首當其衝的問題重新去思考平等這個價值,給平等最後一個機會。
平等與自由不可分
布爾比那:你給了我一些啟示,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法國當時語境裡面,我們怎樣去理解自由?是自由給我們帶來了權利的平等。
周濂:對於機會的平等,其實有不同的理解,一種是形式上的機會平等,還有一種是實質上的機會平等。市場經濟承諾的是形式上的機會平等,比如有一個職位,所有人都有機會應聘,但是不是真正達成平等了呢?在平等主義自由主義者看來,沒有,它只是允諾了自由。每個人都有自由來應聘,但並沒有保證你具有實質意義上的平等,因為不保障你去發展具備應聘的這種能力和潛能。
美國革命時,他們有一個非常核心價值的訴求就是對自由的向往。而這個自由,他其實落實在對私有財產權的尊重之上。美國人當年為什麼會和英國殖民者發生對抗,最主要原因,是他們反對英國人對他們征稅。實際上征稅問題背後隱含著核心價值訴求,就是對於私有財產權的保障。在他們看來保障私有財產權,就是保障個體自有性,就是保障個體自由。
知識分子如何參與公共事務
布爾比那:在法國,伏爾泰是一個知識分子,因為他參與了很多公共事務的討論,也維護了很多人的利益,中國是什麼樣的?能不能介紹一下?
周濂:中國知識分子介入公共事務的傳統很悠久,但在過去一年多迅速被污名化,公共知識分子被稱之為『公知』。『公知』這個詞有很強的負面色彩,而且它特指具有自由色彩的,批評公共事務的公共知識分子,而有傾向的,並不被稱之為『公知』。當前中國知識界或者說輿論界,彼此之間雞同鴨講,體現出啟蒙運動被腰斬之後的後果,我們沒有肯定理性,我們沒有肯定人的尊嚴,所以我們在日常對話公共辯論當中,缺乏理性溝通的能力和欲望。往往所有的討論都會陷入到一種意識形態之爭,乃至於潑婦罵街的境地。
不要期待一勞永逸的改變
周濂:我寫《你永遠叫不醒一個裝睡的人》,試圖回答這樣的一個問題:在今天,許多犬儒主義者、悲觀主義者,他們存在思想上的誤區,認為不能一勞永逸改變,就意味著我無法改變它。問題的關鍵在於他們總想一勞永逸,事實上,沒有一件事情是一勞永逸的,你背英語單詞,你考大學,你都要付出無比艱辛的努力,而且這種努力是落實在你生活的點點滴滴。學英語都如此困難,改變現實可想而知。我總是在想,如果我們無法一勞永逸改變,那至少我們可以從改變我自己的生活的每一時每一刻開始。我不知道改變在何時發生,也無法決定未來,但是我必須要隨時隨地為那個可能到來的改變做准備。
那麼,改變的動力到底在哪裡?我覺得這個動力在每個人自己身上,每個人只能靠自己。就好像你裝睡的時候遇到夢魘一樣,你分明意識到夢魘的痛苦,你覺得重物壓在身上,你想翻身,你又喊不出口,這個狀態忍無可忍,沒有外力幫助你,你無法呼救。我個人的成功經驗:只有通過個人意志力,強力改變。我動了一下胳膊,或者翻了一下身,從夢魘當中醒過來。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除非那個裝睡的人自己醒來。你可以用別的方式讓裝睡的人醒來,可以罵他,敲他,他真正醒來的方式是他自己決定的。
信仰的力量
周濂:在今天,產生無力感和焦慮感,實際上是帶有普遍性的心理狀態。焦慮是因為沒有方向,無力是因為無法改變自我和外部的世界。所有的這些癥狀的確有可能是跟我們缺乏信仰有關系,但是我始終覺得信仰只是解決方案之一,我個人覺得一個更大的問題,是我們每個人,已經被徹底地成為了一個原子化的存在者。當你孤零零地去面對一個龐大的、不受約束的、令人恐懼的機器時,就會覺得自己無從改變,無力改變。其實我一直有一個想法,就是盡可能去投入到利益團體、信仰團體中,讓原子化的存在者變得自足並且強大。這樣你纔有可能在像沙漠化、沙子化、原子化的個人和整體之間建立起中層的社會結構。如果有一天,有大大小小不同的組織關心我們,我們也能在大大小小不同組織當中去汲取我們的信仰和力量,那個時候我們就有可能迎來真正健康的,理性的,有信念的一個未來。
布爾比那:我同意你的說法,我覺得另外一點很重要,但是你沒有說,是有決定性意義的,中國實際上已經發生很大變化。陳輝/整理
瑟魯阿·陸斯特·布爾比那
女,國際哲學公學院研究計劃負責人、巴黎第七大學副研究員。主要著作《巴黎的大工程》、《卡夫卡的猴子和其他殖民問題的論述》、《阿拉伯人會講話嗎?》等。
周濂
男,先後獲得北京大學哲學學士、碩士學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現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任副教授,著有《現代政治的正當性基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