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狀元,是科舉時代的最高功名,一旦獲得,榮耀、快慰至極。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意指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技術含量、都可以產生驕人的領軍人物。
狀元的產生,有兩個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一是多年寒窗用功;二是層層考試奪魁。在沒有更好的遴選辦法予以替代前,這無疑是最公正公平的人才選拔之策了。恰如今人所言:“沒有高考,我們如何拼得過‘富二代’、‘官二代’!”
對狀元,人們實在有太多的誤解。
“沒有真才實學”,是一條。人們總以爲狀元只會寫“八股文”,是讀死書、死讀書的產物。其實,“八股文”僅是科舉取士前幾輪採用的文體,自北宋始,考狀元的“殿試”,採用的都是散文,考的是策論,沒有對時局的真知灼見,是很難寫出上乘之作的。而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實行文官治國的國家,從科舉選拔出來的一批批讀書人,直接出仕執政,有模有樣,竟然多能勝任,怎能說他們都是書呆子呢?
“碰運氣”是又一條,常說的例子,就是末代狀元劉春霖。光緒朝這科的榜首,傳說本是朱汝珍,只因朱是廣東人,洪秀全、康有爲、梁啓超、孫中山也都是廣東人,故遭慈禧太后忌恨;而劉是直隸人,名字又吉祥,遂被慈禧拔爲狀元。此說實謬,查檢史實,欽定狀元的是光緒而非慈禧;且按定製,進呈的試卷都是密封的,事先根本無法看到作者的姓名和籍貫。考狀元,就連皇上也無法作弊。
“無作爲”,則是另一種偏見。科舉及第僅僅提供了一個入仕的平臺,能否施展抱負則要看機遇了。宋太宗曾說:“朕欲博求俊彥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而事實上,一代名臣:唐朝的張昌齡、宋朝的文天祥、明朝的申時行、清朝的張謇……都是狀元出身。即使那位末代狀元劉春霖,雖仕途無甚建樹,但僞滿時,以“君非昔日之君,臣亦非昔日之臣”,斷然拒絕了溥儀許其高官的邀請,保持了一個讀書人的民族氣節,亦屬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