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非從“愛”這個層面上思考，教師對學生應當一視同仁，要“不管怎麼樣，總是愛他們”，但我後來逐漸認識到，要做到這一點很難。我在多年的教學中深深感到，教師的教育能力是有限的，教育的對象也不單一，“博愛”不可能沒有任何前提或條件；作爲教師不可能沒有個人的價值標準，也不可能沒有是非觀和道德判斷，他對學生的愛不可能也不應當是“泛愛”——包括愛他們的缺點或是容忍他們全部行爲。我所能做的是：如果今天，我的班上只要有一個學生面有憂色，不管他有什麼樣的原因，我都會感到不安，我會覺得那應當和我有關，我願用一些時間去和他溝通，至少要等他說出一句“老師，我沒事的”，我才稍稍安心。——我在談到這一點時，很多同事都表示有類似的經歷。這就是所謂的“人之常情”。但如果事涉是非善惡，就可能是另一回事，親親賢賢，我也無法做到“一視同仁”了。所謂的“一視同仁”，絕對不是“不管怎麼樣，總是愛他們”。

　　現在富裕的人多了，學校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每到上學放學，來接送孩子的各種車輛擠滿校門前的道路，交通極其混亂，多數人不自覺，也沒有人管理。每天，我和同事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避開車流的擠壓，進出學校。我多次站在學校門口，勸導開車的家長儘量把道路讓出來，因爲學生的安全受到威脅。可是這些開車的家長常常置之不理。有次家長竟把車橫在大門前，保安勸阻無效，我上前勸說時，家長出言不遜，當他發現我是教師時，也僅僅是停止說髒話。值得一說的，這學生還坐在車上，面對我的批評，她不吱一聲，對家長的不文明言行也沒有任何表示。這就讓我很吃驚了——她明知這個勸阻者是學校的老教師，卻無所顧忌，在自己學校的門口尚且如此，離開學校，還有什麼不敢做的？一名已經十七八歲的學生爲一家之私利而敢於破壞公共秩序，妨礙他人，如此沒有公共道德意識，這個學生就很難教育了。我在說到這件事時，有老師說，現在很多家長只要孩子考試成績好，其他是不論的，而有些老師竟然也持這種觀念。即使到了大學，即使讀了很高的學位，也未必願意爲社會做點什麼——他連合格的公民都不是，怎麼可能爲社會服務，爲他人服務？錢理羣先生談到“大學正在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引起社會震動，其實他的話最早是針對中學教育提出來的。極端的應試教育最可怕的，就是“非人化”——讓學生把個人私利置於一切之上，只要能達到目的，可以無所不爲、毫無顧忌地挑戰道德制約，衝擊社會倫理的底線。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學校教育，強調“集體主義”，教材中甚至強調“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反對“個人主義”，那時，教師主張“保護學生個性”則要挨批甚至扣上政治帽子的。但也就20年的時間，來了個大幅擺動，走向另一面，學校教育中，“個人”與“專門利己”竟然混同。在應試教育下，在“多考一分就能壓倒幾百人甚至更多”的叫嚷下，“人的教育”消失了，一味地爭奪拼搶，連起碼的掩飾也不要。

　　學生在校受的教育一樣，但由於有家庭社會的影響，他們對教育的理解未必一樣。我仍然能常看到學生痛陳時弊激濁揚清的文章，併爲之振奮爲之落淚。我初爲教師時，看到中學生抒發愛國情感，多很真誠，看到同胞不覺醒，他們常思奮不顧身的慷慨之情，那種境界和胸懷，讓我能更深切地理解譚嗣同的“不走”和陳天華的蹈海。真正的師生之情，常常是在那樣的教育中蘊育的。

　　要“一視同仁”，教師就必須堅持符合社會公義的善惡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