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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習麟魯兵從不以詩人自詡,更不因獲好評而自負,他自謙謂在學詩途中。爲了求得上進,他於1977年秋給心儀已久的葉聖陶先生寫去一信,自述工作學習情況,並附幾首詩作,懇請指教。
葉老待人謙和誠懇,很快於10月16日給了回信,談了他的看法:“承示我詩篇,讀之皆好,尤喜《風起青苹末》一篇,以爲此最完美。作舊體詩,談容易確甚容易,五字七字的句,近體則留意平仄,找些對偶,稍稍用心,人人皆能之。然求其確有些東西,爲己之所感所見,而非信筆隨口之作,則不易多見。足下之作,蓋在不易多見之範圍內。”
葉老信上的話,實是對當時報刊所載舊體詩作爲一種批評,對魯兵無疑也是一種警示;當然,葉老也對他的詩篇作了肯定,魯兵知道,這是老人對後輩的親善鼓勵。此後,他所作中凡有可觀者,都寄呈葉老,老人也都每信必復,如1982年9月18日信,對其詩篇在作了“甚佳”、“有禪味”、“雋永之至”等嘉勉後,也委婉地提醒:“不多作詩,而有作即佳,勝於累累不絕者多矣。”葉老的這些話,顯示了文學批評的應有態度,既肯定其所長,也不諱言其所短;不因熟人或業內友朋,就作無原則的吹捧。正是這種深厚而又嚴正的關愛,使魯兵沒齒難忘。
柯巖曾這樣評說魯兵:“魯兵很重視友誼,而且頗有古風:‘受人滴水之恩,當涌泉以報。’我這裏說的當然也是精神,而非物質。”(《耐得悽清耐得寒》)
1978年4月,魯兵去北京參加全國少年兒童讀物出版工作座談會的預備會,他去看望了葉老;此後每次進京,必去東四八條,而葉老也都高高興興地在房內接見,並且關心詢問他的工作情況。
1983年6月初,魯兵去京參加一個兒童讀物發獎大會,會議一結束就從賓館移居東四十二條“中少”的地下室招待所,爲的是儘快去看葉老。
午後到了那裏,走進臥室去看望,見葉老有些倦意,他略致問候就站起來告辭。
葉老說:“你就這樣走了?”那意思似乎是你應該留在這裏喝點酒吃點飯。但怕影響老人休息,他還是走了。第二天清早,葉至善同志到地下室找魯兵,告訴他老人目力日衰,讀書寫字已覺不便,無人陪他說話,頗有寂寞之感。
魯兵深爲自己昨天的匆匆離去而歉疚,於是早飯後再次前往看望。
這次閒談中,魯兵談到正在寫作一本向孩子介紹戲曲故事的書,並約好書給“中少”出版,至善同志責編。老人聽了,頓時興致勃勃,還向魯兵推薦崑曲中的《拜月記》和《張三借靴》等劇目;對故事的語言問題,還說了自己的看法。這天老人談得很高興,魯兵因要趕火車回滬,只得告辭,葉老還站起來在房裏送了幾步,並說:書出來了,一定不忘送我一本。
回到上海,魯兵還念着葉老,半夜爲田野中的蛙聲吵醒,他想,葉老可能也正憶江南,於是枕上吟成一絕:“端陽將近枇杷熟,乍暖還涼雨復晴。夢裏依稀聞鼓樂,窗前斷續是蛙聲。”天亮之後即恭書寄葉老。不幾日,老人寄來和詩,且用榮寶齋色箋毛筆書寫:“北居卅餘年,幾忘枇杷味。偶憶住蓉郊,飽聽蛙聲沸。乍暖還薄寒,護花好天氣,忘之亦已久,君言誠名貴。”老人的喜悅之情,是可以想見的。
1984年10月28日,是葉老九十壽辰。魯兵於27日偕同妻女由上海經崑山去甪直,在鎮上的旅館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到甪直小學,在葉老當年工作過的地方佇立良久,然後在校園裏採集了幾十顆種子,其狀如蓖麻而稍小,雖不知其名,總是珍貴的紀念。
1987年9月,魯兵的戲曲故事集《狗洞》增訂本出版,至善先生邀其進京,他到東四八條,即進入臥室,見葉老安靜地坐在書桌前的椅子上。聽到魯兵的問候,老人連連拱手道:“對不起啊,我眼睛看不見了。”知道他今晚要在這裏和至善一起吃飯,深情地說:“我不能陪你了,你酒多吃一點。”誰知道這一別竟是永訣,這句話就是老人對魯兵說的最後一句話了。
葉老去世後,魯兵有兩次夢見老人,一次在北京,老人和他談話後留他吃飯,飯桌旁卻找不到凳子;一次同老人一起出遊,老人力衰,忽然走不動了,魯兵奮力揹着他走了長長的路醒來全身是汗。揹他而行,正反映了魯兵的拳拳之心;他不說自己思念成夢,而說“是他知道我十分想念而入夢來”。
魯兵的心是悽楚的,他在懷念葉老詩的末兩句嘆道:“新詩無可寄,生死兩茫茫。”這之後,他也確乎不太寫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