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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城市化進程加速,許多農民離開賴以生存的土地,成爲城市建設的重要力量。對於他們來說,漂泊無依的苦苦等待,兩地分居的遙遙相望,對留守子女的深深牽掛,成爲心頭最敏感的弦。
最近,記者深入四川、安徽等地,走近農民工羣體,探訪他們真實的婚戀生活。
尋愛:城那麼大,愛那麼難
來自皖南山區的大眼睛姑娘許冬梅今年24歲,出衆的相貌讓她成功應聘在安徽蕪湖一家大超市做化妝品銷售員。
“像我這個年紀,要是在家早就嫁出去了。”小許說:“父母也一直在催我,但是我不能湊合嫁了。”她剛拒絕了一個父母在家鄉替她相中的家裏開着四五個超市的男孩,原因是對他沒感覺。
“但要找個能對上眼的人真難。每天上8到10小時的班,接觸到的就是那麼幾個同事;顧客雖然多,沒有人會多看你一眼,多跟你說一句話。下了班之後,累得哪兒也不想去。”
24歲的她描述起自己的生活竟有一絲滄桑。“城裏倒是有許多相親活動,情人節、中秋節、七夕節什麼的,街道、婦聯等都會組織聯誼會,但他們一般只關注白領,從來不管我們這些打工的”。
前段時間,小許換了一款智能觸屏手機,常常在工作間隙用手機上QQ和交友網站,期待能遇到自己的愛情。
此次採訪中,記者接觸了20多名30歲以下的青年打工者,他們大部分單身,每個人都希望能找到合適的伴侶,擁有自己的家。然而,辛苦繁重的工作、有限的經濟收入、日常交際圈的狹窄等,都讓他們的愛情理想變得十分渺茫。
2012年七夕節前後,上海發佈的《新生代打工者婚戀交友、兩性觀念調查報告》顯示,63%的基層打工者處於單身狀態,有對象的37%中,感情能維持一年以上的只有56%;《新快報》報道稱,超過七成的廣州青年基層打工者處於單身狀態,經濟收入有限、企業男女比例失調、缺乏渠道、流動性強等因素影響了他們的婚戀。
曾就職於安徽省婦聯的高級婚姻家庭指導師何毅認爲,農村婚戀幾乎都是托熟人介紹,然而農民工離開家鄉來到城市,等於斬斷了原有的社會關係。農民工婚戀難,一方面是因爲他們原有的婚戀渠道不復存在,另一方面城市生活中的經濟壓力等因素也讓他們失去了很多婚戀的空間。
今年25歲的河南人趙柯在成都一個小區做保安,女朋友小王也是河南人,在小區附近一家超市收銀。兩人交往了近兩年,談婚論嫁時戀愛卻亮起了紅燈。“女友父母明確提出,結婚彩禮儀式可以簡化,但我家必須在城裏準備一套新房。我每個月就那麼點工資,怎麼買得起房子?”趙柯無奈地說。
趙柯當保安月收入2200元,除了吃飯、租房、日常生活開銷,所剩無幾。爲了攢錢買房結婚,趙柯戒菸戒酒,兜裏的二手諾基亞手機屏幕早就裂了也捨不得換。即便這樣,他一年從牙縫裏省出的錢也不足1萬塊,在城裏全款買一套30平方米的小戶型房子至少要20年。
無房無車、無穩定職業,收入低、社會地位低,這是以趙柯爲代表的許多80後農民工的生活縮影,他們由此陷入了愛情、物質雙重貧瘠的困境。
守愛:聚少離多的“牛郎織女”
“給我看看那個小點的吧。”35歲的農民工魏新寶站在合肥百貨大樓金飾櫃檯前拘謹地說。他趴在玻璃櫃臺上,以極其認真的表情審視着每一對金耳墜,希望爲妻子買一份花錢不多又能讓她驚喜的結婚10週年禮物。
這個在合肥靠安裝窗簾爲生的農民工,打工8年來從未在大商場買過東西。他憨厚地說:“掙錢不容易,都帶回家給老婆存起來了。買耳墜我只有1000塊,是省下的煙錢。”妻子李長芬今年32歲,在家鄉安徽省靈璧縣帶孩子上學。夫妻二人分居兩地已達4年,由於活計忙,魏新寶一年到頭也回不了幾次家。
這種男人在外打工、女人在家帶孩子的生活,是大多數農民工的婚姻模式。而與這種“牛郎織女”生活相伴的,則是無盡的寂寞和刻骨的思念。
2011年,廣州市總工會發布了一份《廣州市農民工幸福感調研報告》。調研結果顯示,影響農民工幸福感的首要因素,不再是傳統的經濟因素,夫妻團聚等家庭因素意外“拔得頭籌”。
那些與配偶或戀人有較多時間和機會在一起的農民工,幸福感明顯要高一些。然而記者調研發現,儘管農民工重視夫妻團聚,卻並不是所有農民工都能享有這份幸福。對“牛郎織女”們來說,這簡單的幸福,就像是一種奢求。
在成都規劃館的建築工地上,來自眉山市仁壽縣的毛建國終於結束了一天的忙碌,脫下安全帽,認真地將手洗乾淨,飛快地往工地的生活區趕去。在那裏,近一年沒見的愛人和孩子來探親,正在等着他。
36歲的毛建國16歲就離鄉外出打工。與同村的王曉枝結婚後,愛人僅跟着他一起打了兩年工,就回家照顧孩子了。從那以後,毛建國就開始了候鳥般的生活,過年才能回一次家。
“最難過的就是下班後。”毛建國說,上班的時候有工友在一起,下班後就剩下自己,感覺特別空虛寂寞,“爲什麼農民工容易發生聚賭、嫖娼等問題,就是因爲下班後太無聊。每天上班幹活、下班發呆,讓人覺得生活真沒意思。”
在外打工的男人孤單寂寞,在家留守的女人更是如此。沉重的農活,要照顧的老人孩子,對外出男人的擔心疑慮,讓不少留守婦女身心壓力巨大。民革廣東省委員會2011年針對農村留守婦女生存現狀問題的一項調研顯示:廣東省農村留守婦女有近400萬,部分面臨比較嚴重的心理問題。其中,69.8%的留守婦女經常感到煩躁,50.6%經常產生焦慮。
同時,留守婦女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是丈夫外出打工賺的錢,佔家庭收入來源的87.2%以上。沒有獨立的經濟收入也給她們帶來婚姻中的不安全感,近30%的留守婦女擔心丈夫有外遇。
失愛:不再牢不可破的婚姻
在安徽省六安市皋城中學附近的一個院落裏,43歲的李娟因爲“老公有本事”,是同住的其他陪讀家長羨慕的對象。
李娟的丈夫從打工仔幹起,十多年時間,已經擁有了自己的服裝廠。丈夫的成功給了李娟和孩子優越的生活,她將全部精力放在了兒子身上,而兒子也沒有辜負她的心血,今年7月以高分被重點高中錄取。
然而,就在暑假,李娟得到了一個晴天霹靂般的消息:丈夫3年前就在東莞有了“別的女人”。
她強忍痛苦,不敢在兒子面前表露半分:“雖然從兒子上小學起,我們就不得不兩地分居,但是幾乎每天都電話聯繫,而且我把兒子帶得這麼好,他一直非常感激我的付出,說兒子就是他最大的驕傲。誰想到會這樣!”
孩子還有3年才考大學,今後的每一天對必須繼續陪讀的李娟來說都是煎熬。
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在社會急劇轉型過程中,各種觀念、誘惑層出不窮,許多兩地分居的農民工家庭出現了婚姻危機,其中一些還走向瞭解體。
今年暑假前,四川省宜賓市江安縣大妙鄉11歲的王茜父母離婚了,她歸母親,哥哥歸父親。
王茜的父母住在同一個鎮上,經媒人介紹,當年年方20的兩人見過幾次面就“閃婚”了。上世紀80年代,這是農村最常見的結婚方式。兩人感情本就一般,在母親出門打工後,越發不好了。後來,父親不堪經常被妻子奚落“沒本事”,開始酗酒、打人,二人越鬧越僵,終於離婚。
夫婦感情不和,如果擱在10年前,可能湊合湊合也就過去了。按照農村的傳統觀念,結了婚的女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離婚後在村裏會擡不起頭來。但近年來,進城務工的青壯年農民見識了都市的繁華,觀念也隨之改變,這直接導致了農民工離婚率的上升。
日前,北京市懷柔區法院發佈的一項調研顯示,因外出打工引發夫妻感情破裂導致離婚的案件居高不下,而且呈逐年上升趨勢。
一些社會學家和婚姻專家認爲,對農民工離婚率上升應辯證地看。一方面,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的開放和進步,說明農民工的婚姻觀、價值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對婚姻幸福有了更高的追求;另一方面,離婚確實可能給當事人及子女帶來很大的傷害。
因此,各地政府對此應予以關注,法院對尚能挽救的婚姻,不要輕易判決“准予離婚”,應通過多種方式、多種途徑,盡最大努力促使雙方當事人重歸於好。
關注:都市中最寂寞的人羣
“他們是都市中最寂寞的人羣。”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員王開玉稱,新生代農民工的婚戀正在經歷“急風暴雨”般的嬗變。“除了未婚農民工婚戀難,已婚農民工夫妻分居也造成了婚姻質量下降、離婚率攀升,這已經成爲尖銳的社會問題。”
王開玉分析:“與以往相比,這一代農民工更加註重夫妻情感的交流,重視自身尊嚴和實現自我價值,但是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就業、社會保障等致使農民工很難融入城市。生活的不穩定,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他們的婚姻家庭。”
社會對農民工婚姻的關注程度低讓何毅感到憂心。“留守兒童問題已經引起了人們的重視,但農民工婚姻問題還處於社會關注的焦點之外,沒有具體的部門分管,以採取相應的措施。”她說,農民工婚姻出現問題之後,也很少有人會去尋求心理上的幫助和支持。
對此,專家建議,社會各界在關心農民工工資待遇等問題的同時,也應關注他們的情感生活。政府應採取得力措施,儘量爲農民工進城落戶創造條件,讓農民工有條件、有能力夫妻一起進城務工,減少“候鳥夫妻”數量;工會、婦女組織等在組織各類相親活動時,應將農民工考慮在內,爲他們在城市找尋另一半提供條件。同時,企業應多替農民工考慮,通過開設夫妻房、給予農民工探親假等,讓他們能經常夫妻團聚。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胡光偉則建議,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社會團體,應當在農民工羣體中開展一些弘揚家庭美德的活動,引導大家增強責任感,降低離婚率。
(摘自《半月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