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凸緣環外徑5.6cm厚1.4cm
牙璧外徑11.5cm厚0.6cm
玉鷹紋圭長30.5cm寬7.2cm厚1.1cm
牙璋長37.5cm寬9.5cm厚0.7cm
龍山文化正處於新石器時代向商周青銅時代過渡的重要時期,它以精美絕倫的黑陶聞名於世,廣泛分布於黃河中、下游以及部分長江流域地區。『龍山時期玉器』即為公元前2300年~2000年出土於各地龍山文化遺址的玉器統稱,其形制規整、種類多樣、造型繁復、工藝細致入微,不僅承襲、發展了新石器時代良渚玉器的特點及工藝水平,還對商周玉器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具有承上啟下的巨大作用。
近日,本報記者采訪到了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楊晶、山東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吉琨璋,二位專家帶我們一探龍山時期玉器的真實面貌。
文/圖記者江粵軍
龍山文化譜系不一
1928年,考古學家吳金鼎在山東省濟南市歷城縣龍山鎮發掘了舉世聞名的城子崖遺址,在該遺址發現了與石器、骨器共存的帶有黑色光澤的薄胎陶片。隨後在山東其他地區也發現了這種類似的黑陶文化,因此將其命名為『龍山文化』。
1931年,梁思永先生對河南安陽的後崗遺址進行了科學發掘,發現了著名的『後崗三疊層』:即在相互疊壓的地層裡,上層發現了屬於殷商時期的白陶文化;中層是以黑陶為代表器物的龍山文化;下層則發現了仰韶文化的彩陶。從考古地層學來說,這充分證明了龍山文化在年代上晚於仰韶文化,從而奠定了仰韶、龍山、殷墟的編年基礎。
1936年,梁思永在山東境內陸續發掘了日照兩城鎮、瓦屋村、大孤堆等龍山文化遺址,對其文化面貌有了進一步認識。梁思永在幾次發掘實踐的基礎上撰寫了《龍山文化——中國文明的史前期之一》,簡明扼要敘述龍山文化的面貌,分析其特征,預見到龍山文化能劃分為不同的區域類型,並探討了龍山文化和商文化的聯系。
1949年以後,隨著全國考古發掘的不斷擴展,考古學者陸續在山東、河南、河北、陝西、山西等地發現了大量的龍山文化遺址,這些遺址如雨後春筍般形成了全國遍布的文化面貌。盡管這些地區的龍山文化譜系不一,來源有別,但是卻具有一定的共性,因而被統稱為龍山時期的文化遺存。『為了區別這些文化的區域性特點,人們又把這些遺存分別稱作「山東龍山文化」、「河南龍山文化」、「陝西龍山文化」、「山西龍山文化陶寺類型」等。』楊晶如是說。
而於公元前2300年~2000年前後這一時段,出土於山東、河南、山西、陝西等龍山文化分布區域的玉器,被統稱為『龍山時期玉器』。
交流頻繁玉料多元
『龍山文化在全國分布很廣,在不同地域有不同文化類型,在晉南叫陶寺類型;在山西芮城清涼寺遺址裡也發現了大量的玉器,主要有玉琮、玉璧、玉鉞,這是在山西即黃河中游地區龍山文化的發現情況;再往上游去,陝西的神木、石?一帶也發現了很多龍山文化玉器,有大玉戈、玉璋等。而在黃河的下游有河南龍山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吉琨璋介紹。其中出土玉器數量較多的包括日照兩城鎮、膠州三裡河、鄭州大河村、山西陶寺等遺址。
這類玉器通常出土於墓葬之中,『出土玉器的墓葬一般規模比較大,在整個墓地中的位置比較突出。而且越高級別的墓葬裡面發現的玉器越多,玉質和造型也更好,更顯精美。玉器在當時應該是高等級貴族專有,一般百姓很少能得到。』吉琨璋說。
龍山時期玉器的玉質多以青白色、青碧色及墨黑色居多,常伴有冰片紋和布丁紋理石現象,這應該跟其所取玉料有關。不過,關於龍山時期玉器的玉料來源是一個令人困擾的難題,由於這方面的研究貧乏,對於不少玉料的來源,實際上還處於蠡測階段。『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某處遺址大量出土的玉料,就地取材的可能性很大。另外,龍山文化時期,不同地域之間人口的流動、文化的交流、貿易的往來,較前一時期更加頻繁,玉料的來源逐漸趨於多元化。』楊晶認為。
龍山時期玉器的制作工藝較之紅山、良渚具有明顯的進步,這一點在制玉工具上尤為突出。鏤空是龍山玉器雕琢的一大特色,在許多地區出土玉器上都有鏤空痕跡。長期研究玉器的臺灣學者吳棠海認為『龍山時期鏤空是以砣具、桯具配合軟性線具進行制作,器緣處透空多呈勾轉狀,器內透空則以短線狀居多。』砣具是一種中厚邊薄,狀似圓盤的工具,必須安裝在砣機上使用,專用於鑽孔、鏤空、切割等。砣具的廣泛運用是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漢代,毫無疑問,龍山時期已經較為熟練地掌握了砣具的使用。
總的來說,各地龍山時期玉器具有明顯的同質性特征:玉器形狀較規范、形體較大、形制趨於扁薄;器形方面,各地區頗為流行璧、環、牙璋、鉞(斧)、刀等器物;造型方面,人、鳥、蟬及獸面等象生類題材呈現出與眾不同的型式,雖然制作手法各異,但在五官、肢體、冠帽及耳飾特征上,均呈現高度的同一性;紋飾方面,多采用突起陽文和單線陰刻兩類圖案表現手法,線條末端常作圓形的勾轉,成為其紋飾最大特色。
同時,龍山時期玉器也存在著區域上的差異,『山東日照地區的玉錛(圭)和玉笄(簪)上,裝飾有獸面紋樣,而山西和陝西地區的玉錛和玉笄上,通常為素面;山西和陝西地區常見的素面琮、組合式(復合式)玉環,在山東地區也比較少見。』楊晶說。
玉禮器閃現『文明曙光』
龍山時期玉器種類豐富,而玉琮、玉璧、玉圭、玉璋等禮器佔了相當大的比重,這是龍山玉器的一大特色。究其原因,與這一時期較高的文明發展程度息息相關。
通過半個多世紀的考古發掘,全國各地的龍山文化都發現了大量的城址遺跡;從遺址出土的生產工具來看,數量和種類較之仰韶文化都有大幅度的增長,快輪制陶技術已很普遍,制作的黑陶胎薄均勻,造型精美;此外,遺址中卜骨的出現,表明龍山時期很可能已開始使用文字,並且在宗教信仰上建立起了較為完善的神鬼觀念。不少學者將文字、青銅器、城市的出現作為判斷是否進入文明時代的三要素,從這一層面上來看,龍山文化所閃現的『文明曙光』已是顯而易見了。
1985年,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針對新石器時代不同發展階段的考古學文化,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國』的研究概念:古文化是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鄉最初分化意義上的城和鎮,古國指高於部落之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原山東考古研究所所長張學海認為早在龍山文化之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財富的積聚和社會分化的深刻程度,已非原始社會所能承載,氏族社會已讓位於國家社會』。而生產力水平更高的龍山文化時期,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社會分化程度加深,推動著社會組織形式向更高級的階段發展。北京大學的嚴文明先生認為,『龍山時代』是研究文明起源、國家產生等問題的重要時間段。
許多考古學家認為,生活在這樣一個時期的龍山文化居民具有濃厚的『尚禮』意識,不僅玉禮器所佔比例很大,而且在部分器物造型上能夠體現出禮儀性的精神涵義,比如玉人首像大多頭戴冠帽、巨字大眼、雙耳掛環,造型莊重肅穆。關於『禮』字,《說文解字》是這樣記載的:『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也就是說,事神致福的行為,應當篤實踐行。所謂『禮』,實際上指的是人的行為規范。《禮記·曲禮》中記述:『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楊晶認為,『龍山文化的玉禮器應當是在特殊的場合中所使用的,主要是用來表明使用者的身份、等級與權力。龍山時期,除了玉琮、玉璧、玉圭等重器外,玉環一類的裝飾品,玉璋、玉鉞一類的武器,也具有明顯的禮儀性質,玉器可謂這一時期識別身份的一種標識物。』
文獻記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吉琨璋認為,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更多地反映了龍山時期的用玉觀念。戰國時期的「六器說」其實是儒家用玉觀念的總結,其承襲比較雜,而不是西周時期用玉制度的一脈相承。因為西周時期已基本不用玉琮了,只有在良渚、龍山文化中,玉琮纔尤為尊貴。』
承上啟下的巨大作用
龍山文化正處於新石器時代向商周青銅時代過渡的重要時期,因此,龍山時期玉器既繼承了良渚、紅山等前代玉文化的造型特點,也對後來的商周玉器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楊晶認為,『龍山時期的玉器,在紅山和良渚文化的玉器中,不難找到祖型;商周時期的玉器,在龍山時期的玉器中,也不難覓到原型。以玉琮為例,這種外方內圓的筒狀玉器,始見於良渚文化,一直流行至殷商時期。從良渚文化的玉琮,到龍山時期的玉琮,再到殷商時期的玉琮,經歷了一系列較為復雜的揚棄過程。良渚文化的玉琮,一般為多節,其上飾陰線細刻加淺浮雕的獸面紋;龍山時期的玉琮,一般為單節,多數素面無紋,少數飾瓦棱紋;商代的玉琮,通常為單節,其上多飾瓦棱紋和浮雕獸面紋。可知,龍山時期玉琮在形態上雖然保留了良渚文化玉琮的造型,但在裝飾上卻拋棄了良渚文化玉琮的紋樣;而商代的玉琮,不僅弘揚了龍山時期玉琮的瓦棱紋,還昇華了良渚文化玉琮的獸面紋。』
我們可以說,在玉器的發展歷程中,龍山時期玉器承擔著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
大家
簡介
楊晶,女,1957年生於遼寧省大連市,1982年本科畢業於吉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1990年碩士畢業於吉林大學研究生院考古系;2000年以來,供職於故宮博物院研究室,任研究館員,兼任張忠培助手,主要從事古代玉器、陶瓷器及其相關問題研究,已撰寫和編譯各種學術論著50餘種。
吉琨璋,山西臨猗人,1963年生,研究館員。1986年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畢業,1999年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碩士課程班結業。現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歷史考古研究室主任、中國國家考古田野發掘領隊、中國考古學會會員、中國文物學會會員、山西省考古學會理事,山西省當代儒學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