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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革命樣板戲』劇團的演員,黃佐臨先生覺得也不必急著評,以後再說。『那十年的極度風光,責任不在他們。但他們應該知道,當時他們的同行們在受著什麼樣的煎熬,不能裝作沒看見。』他說。
對於地方戲曲的從業人員,黃佐臨先生和我都主張不能在職稱評定上給予特殊照顧。他認為,這些名演員已經擁有不少榮譽,不能什麼都要。這是評定職稱,必須衡量文化水准、創新等級、理性能力。
我則認為,上海的地方戲曲在整體上水准不高,在風格上缺少力度。那些所謂『流派』,只是當年一些年輕藝人的個人演唱特點,其中有不少是缺點。如果我們的認識亂了,今後就會越來越亂。
那年月,文化理智明晰,藝術高低清楚,實在讓人懷念。出乎意料的是,當時被我們擱置的那些人,現在有不少已經上昇為『藝術泰斗』、『城市脊梁』。我估計,黃佐臨先生的在天之靈又在朗誦《哈姆雷特》了:
『泰斗,還是太逗?這是個問題。』
『脊梁,還是伎倆?這又是個問題。』
就在那次職稱評定後不久,國家文化部在我所在的上海戲劇學院經過三次『民意測驗』,我均排名第一,便順勢任命我出任院長。
黃佐臨先生聽說後,立即向媒體發表了那著名的四字感嘆:可喜,可惜!
記者問他:『何謂可喜?』
他說:『「文革」十年,把人與人的關系都撕爛了。這位老兄能在十年後獲得本單位三次民意測驗第一,絕無僅有,實在可喜。文化部總算尊重民意了,也算可喜。』
記者又問:『何謂可惜?』
他說:『這是一個不小的行政職務,正廳級,但只適合那些懂一點藝術又不是太懂、懂一點理論又不是太懂的人來做。這位老兄在藝術和學術上的雙重天分,耗在行政上,還不可惜?』
他的這些談話,當時通過報紙廣為流傳。他稱我『老兄』,其實我比他小了整整四十歲。但我已經沒有時間與他開玩笑了,連猶豫的空間也不存在,必須走馬上任,一耗六年。
這六年,我不斷地重溫著『可喜,可惜』這四個字。時間一久,後面這兩個字的分量漸漸加重,成了引導我必然辭職的咒語。
六年過去,終於辭職成功。那一年,他已經八十五歲了;而我,也已經四十五歲。
原以為辭職會帶來輕松,我可以在長煙大漠間遠行千裡了。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上海,從一些奇怪的角落伸出了一雙雙手,把我拽住了。
原來上海一些文人聰明,想在社會大轉型中通過顛覆名人來讓自己成名。但他們又膽小,不敢觸碰有權的名人。於是,等我一辭職,『有名無權』了,就成了他們的目標。正好,在職稱評定中被我簽字『否決』的申報者,也找到了吐一口氣的機會。於是,我被大規模『圍啄』。
我這個人什麼也不怕,卻為中國文化擔懮起來。我們以前多少年的黑夜尋火、鞭下搏斗,不就是爭取一種健康的『無傷害文化』嗎,怎麼結果是這樣?(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