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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乃珊著名的窮街愛國二村終於要拆遷了,那是我的小說改編的電視劇《窮街》拍攝實地。掐指一算,已經是快三十年的事了。
記得去年我和陳燕華(在《窮街》裏飾演女主角)一行曾經重返愛國二村窮街拍攝地,當年拍攝之地所借的民居,至今家裏的牆上還保留着攝製組成員和屋主的合影。拍攝過程需要一組窮街娶新娘的鏡頭,正好窮街上有人辦喜事,攝製組順順當當地借了幾個鏡頭,如今新娘新郎的兒子都要近30歲了。
窮街上還有一家“窮街”菸紙店,一開間門面,臨街一個玻璃櫃臺,店招牌就直接寫在牆上。我們重訪窮街時,店主正和朋友們在窄小的店堂裏打麻將。窮街上的菸紙店也很有窮街的經營特色:透明、自助。你要什麼自己到櫃檯裏去拿,然後自己付錢,自己找零,店主還是繼續和朋友打牌。
聽說燕子姐姐回來了,窮街的居民們幾乎可以說是傾巢而出,擁着依然年輕漂亮的燕子姐姐感慨地說:“快三十年了,燕子姐姐你一點也沒變。”然後帶着一絲苦笑說:“我們的生活也一點沒變化……”
然而現實中的我的窮街上的學生們,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變:現今他們都已雙鬢灰白,我至今能記得他們張張稚氣未脫的臉,淚流滿面,登上帶着他們離家越來越遠的列車漸去漸遠的身影,歷經回城頂替、下崗、再上崗,種種坎坎道道,終於迎來了安好的退休晚年。我做了快20年的中學教師,其中最有感情的是我連續做了他們5年班主任的七三屆5班(當時中學是5年制)。5年間,我們朝夕相處,共同經歷了學工、學農,還有那荒誕的“一工一農、硬工礦軟工礦”地將老師像三夾板一樣軋得裏外不是人的畢業分配經歷,我們有過沖突、抗爭,但更多是談心和交流,從而化成今天濃濃不解的師生情。當年班上40幾個學生,經他們互相尋覓,已聯絡上了大半個班級的老同學。每年教師節,我們都會歡聚一堂。當年我教他們的ABC,他們只記得一句“long live chairman Mao”,然而令我震撼的是,他們記住了好多我自己都已忘記了的講過的話,包括我穿過的衣服的樣式……沒想到我不經意的一言一行,都會給他們留下這麼深刻的印象。我這才悟到“爲人師表”是個沉甸甸的詞,但此時我已過了半輩子了。
如今,我的學生們都分享到了改革開放市政建設帶來的甜美果實。他們興奮地對我說:“程老師,我們終於扔掉了用了半輩子的馬桶和煤球爐,住上有房有廳,有小區綠化的房子,真是徹底翻身了。”更可喜的是,他們的下一代,大多是大學生,更有出國留學的……我的不少學生已樂滋滋地當上了爺爺奶奶。
至於說到成功成才,我的學生中也有,不過可以說只是鳳毛麟角,但他們在社會上再海威,在我這位老班主任和老同學們面前,還是當年的學生模樣,一點不會“擺魁勁”。我的學生現在大多都拿着二千來元的養老金,過得滋潤淡定,十分滿足,一看幸福指數就很高。一個學生樂津津地告訴我,他們老兩口一個月日用開銷只需一個人的養老金就夠了。我簡直覺得不可思議,但他們告訴我這很簡單:首先他們樣樣DIY,少開空調少搭的士,少上館子,又綠色又省錢。儘管如此,時不時還能呼朋喚友去下農家樂,年底還能輕鬆地給孫輩一個大紅包,該需要來往的人情卻也出手大方,一點不馬虎,這叫有來有往。走到人前,一身行頭也是山清水秀。他們還給我嘗過自己做的小菜和燒賣鍋貼等上海點心,還有自做的酸奶和自磨豆漿,果然鮮美可口而且綠色。細想一下,這不就是我們幾代上海百姓一直遵循的平實的生活態度嗎?上海話“過日腳過日腳”,就是這種腳踏實地又小樂小惠的生活態度。我們其實從小從長輩那裏受到的教育也是這樣一種生活態度,節儉自足、隨遇而安,只是如今很少上海百姓還抱有這種心態情懷!
我的學生每到教師節和春節都會想到我。最令人感動的是,那陣我住院,本來醫院的護工就根本請不動,再加臨近春節,夜班護理成爲一個大問題。我的學生們得知後,立時自發排出一個夜間通宵護理值日表,與我的另一批學生和死黨們一起,爲我義務通宵貼身護理,讓我安然地度過那段寒冬時日。我知道我欠我的學生們的這份情,這輩子是無法還清的。
我總想不明白,這一批成長在“讀書無用”和“打倒師道尊嚴”年代的學生,比當今成長於“教育是知識投資”、“教育改變命運”的年代的學生們似乎對老師的感情更濃厚。
從爲人處世來說,窮街上成長的男孩子都有一種仗義、敢於擔當、坦誠的陽剛之氣,且動手能力很強。女孩子都秉承上一代中國女性的節儉顧家、精通家務的美德。我想,這大概就是窮街上天生養出來的一種生活態度。
說到底,什麼叫成功教育?是不是出來的學生成爲精英、大腕纔算是成功教育?我覺得不對。我的學生們,可以說個個都是成功教育的樣板:奉公守法、對家庭負責、不屈不撓跨過生活中的每一道檻。我們首先要執行的是全民教育,我們就要教育出這樣的公民,這樣的公民就是好公民。
窮街就要從大上海的版圖中消失了,但上海人腳踏實地、實實惠惠過日子的精神希望能代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