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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衛工就餐地點往往就在街上。何俊攝
1959年10月26日,國家主席劉少奇接見全國勞模、掏糞工人時傳祥時說:『我當國家主席,你當掏糞工人,只是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都是人民的公僕』。劉少奇的這席話極大地鼓舞了全國環衛工人,對於提高環衛工人的社會地位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時光荏苒,後來一些省市區將每年的10月26日設立為環衛工人節,上周五也是廣東省第19個環衛工人節。
在『垃圾圍城』日益嚴重的今天,以寶安區為例,每天清運處理垃圾量已達4500噸,環衛保潔已經成為城市管理的重要內容,事關市民健康與城市形象。我們在關注自身生活環境的時候,也將目光投注到與生活質量息息相關的環衛工人這一群體。
最不願看到有人亂扔垃圾
雖是仲秋,臨近中午的太陽還是有點炙熱,黑黑瘦瘦的老徐頭上戴著一頂大草帽。一個鐵皮小推車、一支掃帚和一個撮箕是他的全部工具。這條位於西鄉某路段的街面是他和愛人兩人的『責任田』。
『我們上的是輪班,每天8個小時。』每天早上5點多開始,老徐夫妻倆就得趕在這一路段車輛行人還沒開始熱鬧的時候開始清潔工作。雖然一般能在規定的時間內完成工作,但有時也得加加班。『比如臺風天氣過後,光是吹倒的樹枝等清掃工作的任務量就很大。』
不過臺風天氣畢竟不常見,有時老徐的苦惱來於自己的工作被『糟蹋』。『有時你剛掃完,隨手就有人扔雜物到地上。』老徐坦言碰到這種情況自己不會過多規勸,而是默默地再次清掃。『有時如果說了兩句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現在這種隨手亂丟垃圾的情況比以前少了,不過做我們這份工作的都希望大家能自覺愛護衛生環境,這樣我們工作會輕松一些,大家生活得更舒服一些。』
和老徐夫婦上早班不同,劉大姐上的是晚班,負責的路面有一段靠近街鋪。她告訴記者,有時自己剛清掃完,店鋪的人又把垃圾從店裡掃到街面,並指責環衛清掃工作沒做好。遇到這種情況,性格爽直的劉大姐有時也會與人爭執一下,『但是效果不大,我們管不到他們。但是公司有巡查員,只會看現場情況,如果衛生沒搞好,我們是要被扣分扣錢的。』
曾遭遇過職業歧視
從2004年就來深圳的老徐一直從事的是環衛工作,『混口飯吃嘛。我們沒學歷,很多工作沒辦法乾。』老徐笑著說。談到自己的工作時,劉大姐則快人快語地表示,『拿了工資就要乾好活,這是最基本的。』
老徐坦言,因為這份工作,有時會遇到一些不順心的事。他說,試過租房時,房東一聽說是乾環衛工作的,就不肯將房子租給自己。『這是比較個別的情況,現在社會上宣傳了很多年,整體來說比以前感覺好多了。』
與很多靠環衛工作養家糊口的人不一樣,老熊做環衛工,按他自己的說法更多的是掙一份零花錢。采訪中,記者在城中村遇到了正在清掃的他。老熊今年初來到深圳,兒子兒媳都在深圳一家國企務工,『兒子說一家人在一起團聚好一點,但是我閑著也不是辦法,在老家的時候種田乾慣了的,就找了這份工作,也能減輕點孩子的負擔。』笑起來顯得憨厚的老熊表示,兒子兒媳並不反對自己乾環衛工作,『他說這憑勞動吃飯,也不怕丟他臉,就是讓注意安全。』
從業者整體年齡偏大
老徐現在還記得自己從四川老家來深圳後第一份工作的工資,『630塊錢一個月。』現在他一個月能拿到1680元,『但是物價貴了很多,我們的開銷也大了很多。』
為了節省一點錢,老徐兩口子現在是和4個老鄉合租一套四居室的房子。『是一個比較老的小區,我們一家要均攤400塊錢。還有一個孩子在老家讀書,一年得花費1萬多。』
和老徐夫婦把孩子留在家裡不一樣,劉大姐把孩子帶在身邊,『老家沒人帶,再說孩子還是放在身邊更親近一些。』一家4口現在也是與人合租,住其中的一間房,『我一個月工資是1800元左右,愛人也差不多。現在要供孩子上學,一個月剩不到兩三百。』現在劉大姐最希望的是能讓孩子上到公立學校,『如果這樣能省點學費,孩子也能受好一點的教育。不過憑我們的條件很難辦到。』
從出來到現在,老徐兩口子只回過一次老家,『很少有假,春節除外,國慶等節假日是我們更忙的時候。』回家一趟一千多塊錢的來回路費,讓老徐不得不掂量。『來深圳這麼多年,我老婆去過最遠的地方是南頭。』
雖然『入行』時間短,但是老熊也充分體會到環衛工作的不容易。『今年國慶孩子們都休息,我沒有時間休息,不過這是正常的,不然我們休息了,哪有這麼乾淨的環境給大家啊?』但與父親的想法有點不一樣的是,小熊對於父親的加班待遇頗為不平,『整個假期加了4天班,總共纔100塊加班費。環衛工人的待遇還是比較低。』
在采訪中,記者遇到的環衛工人不少都是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一家清潔公司的管理人員告訴記者,環衛行業人員整體年齡偏大是不爭的事實,『70年代的算是很年輕的了,更多的可以說是老年人。』該負責人告訴記者,由於這一行比較辛苦,且待遇確實不算高,很少有年輕人願意乾,『招工難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們,所以我們也不敢隨意擴大業務范圍。』
南方日報記者柳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