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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家打假維權之路,可謂艱辛至極,多方面考慮讓他們往往寧肯放棄維權,也不想身心俱疲地打完官司,最後還以失敗告終。不過,也並非所有畫家都願意息事寧人,如今,越來越多的書畫家投入到打假行列中來,而他們的維權方式也比以前多了許多。
書畫家打假
此次,國畫家趙建成的法律維權行動,備受業界關注,這說明書畫家們不再願意在被“山寨”之後,繼續吃啞巴虧了。儘管,目前訴諸法律,進行打假維權,還是當代書畫家少有的舉動,但這一步具有象徵性意義,因爲打假不僅是書畫家爲了維護著作權、話語權,更重要的也是爲了收藏家的權益和行業的肅清。
在我國,也有不少書畫家一直不遺餘力去打假,著名畫家吳冠中生前就是有名的打假專業戶,從1993年開始到88歲高齡,他曾多次不遺餘力地通過法律途徑進行打假,一直是書畫界打假的勇士,畫僧史國良也因爲自己的僞作頻頻出現而頭痛不已,打假之路一度讓他非常疲憊,不過,史國良如今採取了一種打假新方式,面對拍賣行強行拍賣自己的僞作,他通過電子郵箱開展打假,免費爲購買自己作品的藏家們鑑定作品。還有一些書畫家則通過微博進行打假,羅列出自己發現的贗品“黑名單”,讓藏家們擦亮眼睛,不要再被欺騙。
維權辦公室
拍賣法的免責條款以及書畫家本人是否有鑑定自己畫作權利的爭議,這兩把“保護傘”令打假之路舉步維艱,爲此,趙建成在打假過程中,只能提出建議,讓國家畫院、美術家協會等權威機構,在法院的主持下鑑定畫作真僞,至於是否可行,還要看法院最終的判決。
記者瞭解到,中國美協曾於2010年成立了專門的“著作權維權辦公室”,希望以此更多、更好地幫助藝術家進行個人維權。負責審理此案的朝陽區法院知識產權庭掛牌成立於2000年,有關數據顯示僅截止至同年5月之前受理的案件就較1999年同期上升86%,這說明,有了維權機構,書畫家對打假更加有信心了,這樣也使得他們在維權過程中,會更有力度和效果。
不過,“著作權維權辦公室”至今也僅限中國美協一家,全國各省市鮮少再有類似的機構,由於受到地域等多方面的限制,地方書畫家維權時,還是繼續艱難。
如果各地能建立權威的書畫鑑定機構,那麼,這可能會成爲書畫家的打假最有力的支持。安徽美協副主席張國琳告訴記者,他暫時還沒有聽說安徽有這樣的機構出現,在他看來,畫家打假牽扯的利益太大,加上維權成本高,不了了之的情況非常普遍。“中國美協成立的著作維權辦公室確實幫助一部分畫家進行打假,不過在安徽,連專門的書畫鑑定專家都沒有,更不要說權威的書畫鑑定機構了。”張國琳還給記者算了一筆經濟賬,如果書畫家去打官司,要請律師,要付訴訟費,必要的時候,還要找鑑定專家來鑑定,最後官司還不一定能打贏,讓書畫家在精神和物質上都備受損失,權衡利弊,還是算了吧。“一般去維權的書畫家都是名氣較響的,一幅畫可能幾萬元以上,如果一幅畫才幾千元,還是隨他去的好。”張國琳表示,目前假畫的高發領域是中國畫,一來好模仿,二來有市場。
法律專家說
“書畫作品與食品、日用品等不同,有產品的特殊性,它是人創作出來的,是智慧的創作,你很難對智慧進行真假鑑定。因爲沒有‘國標’來限定範圍啊!”安徽事茂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明紅分析說,其實關於畫家打假,他也遇到過幾次,不過都沒有形成訴訟,關鍵的瓶頸就在於缺少權威的鑑定機構來鑑定書畫的真僞,是否爲本人創作。王明紅說,當代畫家的作品與古字畫不同,古字畫可以通過高科技手段從年代、用紙等方面來進行鑑定,而當代書畫作品則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如果有了這樣的權威鑑定機構,能夠鑑定書畫的真假,拍賣公司和委託人會承擔什麼樣的法律責任呢?王明紅說,假設這種情況存在,而拍賣公司和委託人明知道這些書畫是假的,還作爲真品來拍賣,那拍賣公司和委託人在民事上涉嫌欺詐,刑事上涉嫌詐騙;如果拍賣公司和委託人並非故意隱瞞書畫的真假,而這些作品被司法機構鑑定爲僞造的,那麼這次的拍賣合同爲無效,就各自返還財產。“但是,這以上的假設很難實現,第一書畫作品難以鑑定真假,第二拍賣公司和委託人的主觀故意也難以取證,所以,書畫家維權打假依舊很難。”
□本報記者王成麗/文何姍姍/製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