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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胥隆
為廣播劇刻鋼板北京東路2號,上海人民廣播電臺。這曾是我多麼熟悉多麼親切的地方!
四十幾年前,我還是一個中學生,曾作為廣播之友,經常出入由解放軍戰士站崗的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的大門。
記得是1959年的夏季的一天,我接到上海人民廣播電臺聽眾聯系組的電話,請我到文藝組幫忙。當時正值暑假。
我來到文藝組,負責人向陽熱情地接待了我,告訴我,為慶祝建國十周年,電臺要播放歌頌祖國的專題詩歌朗誦會的錄音。桌上放著多本夾著紙條的詩集,讓我將選用的詩篇抄在稿紙上,供演員朗誦准備之用。我很高興能擔任這個『抄寫員』,認真完成了工作。
這以後,我又接到新任務,將文藝組陳榭同志改編的廣播劇《山鷹》『刻鋼板』。現在的年輕人已經不知道什麼叫『刻鋼板』了:那就是在一本雜志大小的鋼板上鋪一張蠟紙,然後將劇本刻寫出來,刻好字的蠟紙可用油印機印出一張張『印刷品』,作為演播的劇本供演員『照本宣科』。當時廣播電臺的條件就是如此簡陋,但電臺同志與聽眾的關系卻是如此的親密。
我記得電臺以稿費的形式給了我一份勞務費。以後我又陸續為電臺寫稿,共積聚稿費30餘元,但我一並退回給了電臺。30餘元抵一般職工一個月的工資,我不收這筆錢,是表示我作為一名普通的聽眾對人民廣播事業熱愛的心。
那時每當各個節日前,作為廣播之友我經常會參加電臺主辦的各種廣播錄音會,其中有滑稽戲、音樂、詩歌朗誦會等。錄音現場要求絕對安靜,至今還記得主持人陳醇穿著布鞋輕輕地走到話筒前的情景。
廣播之友的『待遇』
作為廣播之友,我們有一個『待遇』——聽眾聯系組為我們提供一些免貼郵票的信封。我經常用這些信封寄上我聽節目後的意見和建議。雖然有的想法很幼稚,但仍得到電臺和相關部門的重視和鼓勵。
當年影片《五朵金花》上映,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分別制作了該片的錄音剪輯,我聽後發現上海臺剪輯的解說十分抽象,如用『美不勝收』『目不暇接』等詞語來形容大理的美好風光,而中央臺的解說卻形象具體,使聽眾有身臨其境之感。讓聽眾雖是『聽』電影,卻有在影院觀看影片的美好感受。當時我還在讀高三,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竟引經據典,大談電影的視覺形象特點,根據兩臺剪輯不同的解說寫了一篇幾千字的《我對電影錄音剪輯的幾點認識》寄給上海臺的文藝組。不多久,竟意外地收到中央臺寄來的由其編輯的刊物,在刊物封底外頁全文刊登了我的稿件。
那一次,我憑學生證從四川路郵政總局領回了8元錢的稿費。上海人民廣播電臺能如此重視一名中學生的來稿,還能不護短地轉寄給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真是令人敬佩。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又能在其編輯的刊物上全文刊登一名普通中學生的來稿,讓我今天想來仍然激動並深思。
為了更好地服務於人民廣播事業,我還積極地為電臺文藝組少兒組編寫廣播劇。我曾根據1965年12月的《人民文學》上刊登的小說《志氣》,改成了一部同名廣播劇。幾經修改後被電臺錄用,並在1966年『五一』特別節目中播出。我聽後覺得,『序幕』中似乎沒有音樂作背景,氣氛顯得冷清,未能體現大慶人的英雄氣概,當即寫信提出修改配樂,建議用氣勢磅礡的《紅旗頌》作為音樂素材配樂。不久,電臺同志來電與我溝通,同意進行修改,在重播的廣播劇中采用了《紅旗頌》的部分片段,取得了良好的藝術效果。
電臺的同志與聽眾保持密切聯系並虛心接受意見,及時改進工作中的不足,這種對人民廣播高度負責的精神,和與群眾心連心的良好職業道德,讓我深深感動。我也用實際行動支持電臺的工作。以後我又改編了《無限風光在險峰》,為少兒組編寫了廣播劇《向往》《冰凌花》《獵人海力布》《密林中的小層》《金色的魚鉤》和名人小故事等。
高中畢業後,我留校成為一名教師,仍認真地履行著廣播之友的職責,作為電臺的耳目及時反映聽眾的建議和意見。這些經常摘錄登在紙質發黃的廣播之友通訊上,有一篇《為現代戲曲廣播會喝彩》的文章,還刊登在每周廣播節目報上。
電臺同志來拜年
寫到這裡,忍不住又要說一件難忘的小事。那是1962年的冬天,正月初二,那時我住在淮海路黃陂路轉角沿街面房屋的三樓。因春節鋪面關門,設在店堂內的樓梯無法直上。那天我在家聽到下面有人叫我的名字,開窗看到兩位女同志站在人行道上,我趕忙出後門前往迎接。來人告訴我,她們是電臺聽眾聯系組的,其中一位是領導荒砂同志。她們執意要到我家向我及家人拜年,感謝我對電臺工作的支持。當時,我激動得不知說什麼好!至今還記得荒砂同志瘦瘦、黑黑的模樣。當時我還是一名學生,卻受到這樣的禮遇。這樣的事例在當時是很普遍的,現在已成為美好的回憶。
一直到1985年,我離開教師工作崗位下海經商,與電臺的聯系便中斷了。
這麼多年過去了,當我寫這篇文章時,聽眾聯系組的荒砂、文藝組負責人向陽、編輯陳榭和沒有見過面的賀先華、王佩飛等等,這些名字一一在我腦海中浮現,他們中有的已經辭世,有的可能還健在,他們還記得當年那位普通的廣播之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