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現在社會上評獎太多,誰也不當一回事了。但在二十八年前,情況完全不同。『文革』災難過去不久,改革開放剛剛起步,中國學術界人數不多,開始有機會抱著悲涼的心情從頭收拾極為稀少的已有成果了。可以獎勵的項目,很難尋找。
在這番艱難的尋找中,有一個禁區邊緣的倔強生命,引起了人們的高度注意。
這個禁區,就是作為『文革』起點的戲劇領域。不管是《海瑞罷官》,還是『革命樣板戲』,都成了生死的符咒、全民的蠱惑。現在已經很難想象了,十年浩劫,在整個文化領域,最大的罪名和最大的勇敢,都是出於對那幾臺『革命樣板戲』的態度。很多人為此失去了自由,甚至生命。
這股巨大的極端主義浪潮,在『文革』之前、一九五七年之後已經很有勢頭。在那種氣氛下,研究戲劇史論,就需要一點嶙峋風骨了。
章培恆先生恰恰在一九五七年之後,頭頂著與『胡風集團』有關的政治惡名,開始研究清代昆劇作家洪昇。當時,還有一些更年長的學者在做類似的事。因此,一九八三年的評選,其意義也遠遠超越了戲劇,而是對一種文化氣節的重點檢視。
那次獲獎的著作有二十部,但其中有一半作者,已不在人世。當那些去世者的家屬上臺領獎時,全場一片唏噓。
但是,八十年代又是一個敢於面向未來的年代。代表獲獎者上臺發言的,是最年輕的那一個,我。
我獲獎的那部著作,長達六十八萬字,通論世界古代十四個國家的戲劇學,當然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完成。任何人都能判斷,那必定是在『文革』中已經偷偷開始了的一個龐大工程。
當時我已是上海戲劇學院的青年教師,居然憑著對極左派的憎惡,借著周恩來文化重建的膽氣,私底下串聯、鼓動其他教師一起,抵拒『樣板戲』進入戲劇學院各系、各專業的課堂。我們的行為非常冒險,掌權的『工人宣傳隊』對此產生了警惕,碰巧當時又一次掀起了『學馬列』的運動,我就翻開馬克思對莎士比亞的高度評價給他們看。他們一再查驗馬克思著作的真偽,終於在將信將疑之中勉強同意在教學中引入莎士比亞。與此同時,我又利用與圖書館一位姓蔡老職工的私人關系,借出了幾本英文著作,開始細鑽古希臘和古印度的戲劇學。這就是我那部獲獎著作的起點。當然,整體工程的完成,還在災難結束之後。
讓我高興的是,這部著作在獲獎後被作為教材使用,使用十年後又在一九九三年獲得國家文化部頒發的『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
記得那次我要代表獲獎者發言之前,征求了其他獲獎者的意見,卻沒有找到章培恆先生。據會議工作人員說,他去看望自己在北京的學生了。等到頒獎大會開始,他纔出現,我只能在上臺發言前向他點了點頭。他一笑,也向我點了點頭。
那次給每個獲獎者發的獎座,是一件仿制的陶質駱駝唐三彩。(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