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溫嶺虐童案當事人顏豔紅被警方釋放。當天溫嶺市政府新聞辦向媒體發佈消息稱，警方認爲顏豔紅不構成犯罪，依法撤銷案件，對其作出行政拘留十五日的處罰，羈押折抵行政拘留。(11月18日《新京報》)

　　不管對顏豔紅的虐童行爲多麼義憤填膺，如果尊重和認可法治的精神，那麼必須承認，溫嶺警方的做法恰恰是按照法治的精神在辦事。法治的一個基本支柱是罪刑法定，只要法律沒有明確規定，任何人都應該做無罪推定。不管是尋釁滋事罪還是故意傷害罪，當事人的行爲要構成犯罪必須具備“情節嚴重”的要件，而顏豔紅的行爲雖然“性質惡劣”，卻算不上罪刑法定所要求的“情節嚴重”。

　　對此，很多人都在感嘆，當事人之所以能夠被無罪釋放，還是因爲我們的法治不夠健全完善，如果我們的法律明確規定了“虐童罪”當事人還會被無罪釋放嗎？對此有法律專家分析，即便在刑法上規定虐童罪，也要加上一個“情節惡劣”。在本案中，即便有虐童罪，仍然要考慮情節是否足夠嚴重。

　　這意味着，即便在法治健全完善的情況下，法律也解決不了所有的社會問題。一方面，法律本身就是一種“保守的力量”，它更多地是在總結既往經驗的基礎上爲社會設立規則，卻無法充分和全面預測未來，因此有一種說法是，法律一制定出來就已經落後於社會生活。另一方面，法治之所以能夠被稱爲“最不壞”或者“最理性”，是因爲它把很多的東西交給社會的其他規則去調整。

　　一事當前，人們習慣首先想到刑法，試圖通過設立刑法上的罪名去遏制和懲戒某種行爲，即相信法律是萬能的，法律能夠解決一切社會問題。但事實上，由於文化傳統、立法技術和執法成本的原因，即便是那些看起來法治已經相當健全完善的國家，法律也會有諸多“空白地帶”，而這些要由社會習俗和道德輿論等去調控。甚至很多時候，這些規範的調整，較之嚴厲的刑法，應該對於當事人更有威懾力。

　　以“虐童案”爲例，即便沒有“虐童罪”或者“虐童罪”不足以制裁當事人，只要有良好的社會輿論環境或者職業倫理規範，也會給當事人以嚴苛的懲罰。比如，教師職業行爲規範可以規定，出現這種現象的人，終身不得擔任教師；再比如，實施這些行爲的人，其行爲會被社會記錄進誠信檔案，當其去應聘其他工作時，就會因爲曾經的“不良行爲”，而被視爲不值得信任的人，從而可能四處碰壁。

　　當然，這就要求，在法律規範之外，必須有一套比較健全的職業道德規範、社會誠信守則等規則體系，來對那些無法或者難以納入法律調整範圍的行爲進行約束。如果沒有這樣的制度規則，把一切問題都交給法律，不僅法律會因爲承受了不該承受之重而變得不堪重負，而且法律的威信也會大打折扣——當不屬於法律調整的問題都強行納入法律調整的範疇，其結果就會讓法律變成形同虛設，甚至在面對其應該調整的問題時，也會變得底氣不足。

　　(作者系北京市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