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富華

　　◆富華口述山海人整理著名畫家富華，原名富繼武，滿族。1926年7月生於北京。1943年他在南京市立二中上學時，參加了黨領導的學生運動；1944年轉入江北淮南新四軍二師參加抗日斗爭，並擔任江浦縣委書記劉力行的交通員；1945年，擔任中共南京地下市委書記陳修良的通訊員兼秘書；1946年2月，在由陳修良主持的支部大會上，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47年11月調到上海郊區，為迎接上海解放做准備工作，不幸被國民黨保密局特務逮捕，受盡嚴刑拷打，仍堅貞不屈，並於上海解放前夕，與難友們一起成功越獄。(本文選自《上海灘》2012年第11期、第12期)

　　陳默是戴著克羅米腳鐐的政治犯

　　1949年1月13日，我在寶山大場濮家頭山海工學團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後，先被押送到上海市警察局，遭受嚴刑拷打，後又被移送國民黨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監獄關押。在監獄中，我看到許多共產黨人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的感人事跡，也看到了敵人在失敗前的絕望與瘋狂。

　　1949年的大年初五(2月2日)，我們三個人從上海市警察局特刑處被押走了。我和繆劍秋兩人合銬一個手銬，沈光旭單獨銬一個手銬，那個姓鐵的看守押送我們。

　　我們被押送到淞滬警備司令部。記得司令部對面就是虹口公園。那時，司令部門口架著鐵絲網、機關槍，那陣勢，要是膽子小一點的話，嚇都嚇趴下了。

　　進到司令部裡，姓鐵的和他們辦理交接手續。我發現有一個曾經打過我們的特務，穿著便衣也在那裡。接著，由警備司令部的警衛把我們送進看守所。

　　從大門口到看守所，要轉兩個彎。進看守所後，先讓我們解下褲帶，交出手表，劍秋1000多度近視，也得把眼鏡交出來。身上的錢倒是不收的，況且本來就沒多少。

　　沈光旭被關在女號子裡，我被關到9號牢房，繆劍秋被關到10號牢房。

　　我下車看到淞滬警備司令部門牌時，心想這下完了。當時政治犯是應該送到一個特刑廳的，送到這裡是要按軍法處置的，進來就別想活了。但就我個人而言，還是高興的，因為該放的人已經放出去了，我的案子范圍縮小了。只是繆劍秋和沈光旭要陪我去死，覺得怪可惜的。

　　在淞滬警備司令的牢房裡，有幾個人不能不說。

　　第一位是陳默烈士(原名陳爾晉)。

　　陳默同志從關進軍法處看守所到犧牲，最多兩個星期，時間應該是1949年4月下旬到5月7日之間。他被關在1號牢房，與李靜安(化名李白)、秦鴻鈞兩位同志關在一起。從看守所工作室進入走廊的鐵門，第一間牢房便是1號牢房。

　　1號牢房關的大多是要犯、主犯，所以被難友稱為死牢。只見過其他牢房的犯人轉到1號牢房關押，沒見過1號牢房的犯人轉押到其他牢房，足見進此牢房必死無疑。

　　1號牢房大約可以關押15至16個犯人。此牢房犯人進出量最大，也就是說犧牲得最多。至於什麼時候關進，什麼時候執行，裡面牢房的犯人根本看不見，只有放風時纔可知道1號牢房犯人的變化，因為1號牢房犯人出去不經過其他牢房門口，直接押到看守所工作室查驗後押走了事。

　　李白、秦鴻鈞等是5月7日犧牲的。陳默在他們犧牲前，就不見了，也不知道他的去向。

　　陳默的個子比我略高一點，大約1.70米，年齡40餘歲。從他有神的眼睛、強壯的體魄、高傲的神氣，以及腳上戴著的那副克羅米腳鐐，就知道是非同一般的犯人。

　　一次我趁放風時，悄悄地走到1號牢房的走廊裡，與陳默有過短暫的談話。

　　我低聲問他：『你是什麼案子？』在當時形勢下，關進來的犯人大都是政治犯。他將我上下打量後，很警覺地用無所畏懼的語氣答道：『他們誰也不能審問我。』

　　只此一句話，我就不需要再說什麼了。這肯定是一位更高層的政治要犯了。我們是同志！

　　第二位是徐植芳。

　　此人大約30歲，是由南京押解到這裡的政治犯，案情比較重。據說他是由我們的地方武裝打入國民黨國防部裡的。事發的原因，是因為他的一個姓邱的聯絡員，在火車上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了。聽徐植芳告訴我，他們把一份秘密文件送往解放區去，文件是藏在牙膏裡的，沒想到姓邱的在南京上車時就被人盯上了。快到鎮江時，敵人要動手了，聯絡員就把牙膏扔出車窗外。因為離站不遠，敵人找到了那牙膏，從中發現了徐植芳手下全部人員的名單，於是被敵人一網打盡。

　　敵人先抓其他人。徐植芳是最後一個被捕的，屬於要犯，據說准備押解到臺灣。邱聯絡員被關在13號牢房。

　　在獄中，他倆發起絕食。起因是邱聯絡員有一雙銀筷子被看守截下了，不准帶進牢房。

　　當時還有幾個案子，一個是比較有名的黃河書店的案子。這個書店是我們地下黨開的，一下子被敵人抓了40多人。

　　這地方一共能關100多人，現在光黃河書店就進來了40多人，加上郵政局的有七八個人，政治犯人多勢眾。

　　徐植芳看准這一點，就抓住銀筷子事件，帶領大家進行絕食，不許壓迫犯人。當時我入獄還不到一個星期，但也參加了。

　　這事鬧大了，看守所當然要向上面匯報。第二天，敵人發還了筷子，大家就恢復了進食。不料第三天，敵人就把徐植芳和邱聯絡員打開了腳鐐押走了，不知去向。但我們心裡明白，他倆是被拉出去槍斃了。因為那天是把他倆的腳鐐打開後帶走的，這是敵人槍斃人的慣例，大概免得從死人身上摘腳鐐吧。

　　此前，徐植芳有預感。他告訴我，他有個哥哥在交通大學，叫徐樹芳，關照我如果出獄，就去找他哥哥，把他在獄中的情況跟他哥哥說一說。

　　這就是絕食斗爭，我們雖然勝利了，但犧牲了兩個同志。話說回來，不斗爭，他們也得犧牲，只是時間提前了。

　　解放後，我去交大找過幾次徐樹芳，但沒有找到，甚是惋惜。

　　第三位是童隆章。

　　此人有點斗雞眼，是郵政局的。我們關進來之前，他們就知道山海工學團出問題了。交談中，他說他們的案子亂套了，上面在找人保他們出去，並說出去後幫我們找正泰橡膠廠老板楊少振，因為我們跟他們談起與楊少振的關系。他們郵政局的七個人後來真的被全部放出去了。

　　秦鴻鈞讓我把一碗菜遞給韓慧如

　　這裡我要重點說一下李白、秦鴻鈞兩人。

　　李白是我進去後就看到的，關在1號牢房。李白那時化名李靜安，比秦鴻鈞早關進去。我們進去後，知道他是搞電臺的。我跟他沒有講過任何話。他很沈默的，從不與其他犯人講話。搞電臺的同志在我們眼裡都很了不起，我們很尊重他們，既然他不愛說話，我們也就不主動跟他去攀談。他被捕的原因，是解放後纔聽說的。據說當時上海地下黨就兩部電臺，李白的電臺先被破獲，之後秦鴻鈞的壓力就大了，終於也被敵人偵破而被捕。

　　秦鴻鈞是4月初被關到這裡來的。時間是下午放風時，准確地說是吃晚飯前。因為放風就在大走廊上，所以一般情況下，放風的時候不接受新犯人，要等其他犯人進牢房後纔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