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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巴西拍攝的『地鐵死亡照』。
黨建軍李明波趙海建主持人:李明波
本報國際問題資深編輯北大碩士三劍客
紐約地鐵3日發生慘劇,遇害人韓基石在紐約時報廣場附近一座地鐵站與一名男子發生爭執,遭推下站臺,未能爬上去,被列車撞死。自由攝影師奧馬爾·阿巴西用相機拍下這一幕,把照片賣給《紐約郵報》,照片次日在該報頭版見報。不少人譴責阿巴西只顧照相、不幫助韓基石爬上站臺。受到『見死不救』指責的自由攝影師阿巴西5日為自己辯護,說事發突然,當時來不及施救且想用閃光燈警示列車。
李明波:在生死一線的時刻,攝影師到底是先救人還是先拍照采訪?選擇拍照的攝影師並非阿巴西一個。1994年,南非攝影家凱文·卡特拍攝了一張瀕臨餓死的蘇丹兒童照片,上面的小孩子皮包骨頭,後面一只專吃屍體的禿鷲緊緊盯著孩子。卡特憑借這張照片獲得普利策獎,但是也受到公眾強烈抨擊,不久被輿論所迫而自殺。
挽救生命纔是第一位
黨建軍:我覺得在這種情況下,救人還是第一位的。你應不應該救人?這個問題沒有討論的必要。你雖然是個攝影師,但你首先是個人。就像你提到的卡特,當時你沒有選擇救人,雖然你能拍到一張好照片,但你內心肯定要受到巨大煎熬。你最終承受不了心理壓力而自殺。
趙海建:這裡就涉及到一個新聞理念問題,一般情況下,記者應該客觀真實地去記錄所發生的事情,而不是參與並影響事態的發展。單從這一點來說,阿巴西似乎有足夠的理由為自己辯護。然而,新聞從業人員也應有自己的人性關懷,在人命關天的情況下,挽救生命纔是第一位的。我覺得,卡特似乎更應該受到指責,為了拍攝那個令人震撼的鏡頭,他甚至等待了20分鍾。
李明波:這兩張照片性質的確不太一樣。1994年,卡特應該有足夠的能力去救那位小女孩。但這次阿巴西距離受害人的距離確實很遠,因為照片使用了長焦鏡頭。阿巴西應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時間太短他不可能救出受害者了。
趙海建:這就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有沒有能力救的問題。我們從照片上可以看到,列車車頭距離受害者確實非常近了。而按照媒體的報道,受害者其實在地鐵軌道上掙紮了22秒鍾,如果報道屬實,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施救的希望確實不大。
李明波:攝影師選擇拍照,大眾選擇批評攝影師。但是攝影師拍照時身邊也應該有很多『大眾』的,他們選擇的又是什麼?攝影師當時選擇拍照,也許是自己職業本能的反應。
黨建軍:從事後的新聞報道看,當時站臺上還有其他乘客。但是從照片上看,站臺上的其他乘客沒有一個人去試圖救受害者。就像有人批評的一樣,『紐約是不是一個男人都沒有』?但批評他們是冷漠的圍觀者恰當嗎?圍觀者當時也通過大聲呼救等手段試圖提醒司機減速,其實每個人都有避險心理。
李明波:對,假設我們在地鐵站看到兩個陌生人吵架,許多人本能的反應一般都是遠離。
趙海建:這裡又涉及到一個救人所面臨的風險問題。攝影師事後也提到,受害者的體重比較重,如果一旦衝到站臺邊施救,很可能連累自己也摔下站臺。還有一個令攝影師害怕的事情是,據稱,當他准備施救時,施害者這時正向他跑來。
《紐約郵報》更應該被指責
李明波:這張照片在事後引發的巨大轟動,其實也對警方迅速抓捕行凶者起到了推動作用,這是否反映了攝影師在事發當時的角色。
趙海建:從純技術角度看,這張照片確實很有衝擊力。它最終引發巨大爭議,這在客觀上推動了社會對與之相關的諸多問題進行反省。
黨建軍:不過這只是客觀效果,並非攝影師的主觀目的。據攝影師說,他是用閃光燈提醒列車。
趙海建:這件事迅速擴大主要原因是《紐約郵報》的處理手段,特別是它使用了一個冷冰冰的標題《死定了》,給人的感覺非常糟糕,缺少足夠的人性關懷。
黨建軍:相比攝影師和現場圍觀者,《紐約郵報》的編輯更值得譴責。
李明波:《紐約郵報》的做法實際上是給家屬造成了嚴重的二次傷害,它僅僅考慮到自己的發行量,而不是讀者的心理感受。
地鐵管理存嚴重隱患
黨建軍:我們在紐約采訪的時候,也多次乘坐地鐵。擁有100多年歷史的紐約地鐵,沒有一道屏蔽門,很容易發生乘客墜落事故。
李明波:對,我當時就曾設想,如果恐怖分子每天在紐約地鐵推一個無辜行人就足夠制造巨大的心理恐慌。
趙海建:由於建造年代久遠,西方很多大都市地鐵都存在多多少少的硬件問題。倫敦的地鐵也沒有屏蔽門。
黨建軍:紐約地鐵站臺上也幾乎看不到管理人員。如果這次站臺上有管理人員,他可以更早更有效地通知列車司機減速,而不用站臺上的乘客使用閃光燈等低效手段通知司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