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幹露露母女三人在江蘇教育電視臺競猜節目《棒棒棒》錄製中對觀衆大爆粗口的視頻在微博上大量流傳。11月28日，國家廣電總局新聞發言人表示，該節目爲醜惡言行提供展示舞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予以停播。他同時表示，廣播電視播出機構要堅持導向立臺，堅守社會責任，維護社會公德，不得邀請有醜聞劣跡的人做節目嘉賓。

　　幹露露母女何以成爲江蘇教育電視臺的座上賓？

　　著名媒體人崔永元在微博上指出：“幹露露一家只想出名，電視臺只想要收視率，看不出二者有甚區別。”

　　在收視率的驅使之下，因邀請嘉賓行爲不當而遭遇停播的，江蘇教育臺《棒棒棒》節目並非第一個。

　　早在2007年8月，重慶衛視選秀節目《第一次心動》就因評委柯以敏與楊二車娜姆的一場口水戰，被廣電總局以“節目嚴重偏離比賽宗旨，熱衷製造噱頭炒作活動”，“損害了電視媒體形象，產生了不良社會影響”爲由叫停。廣東電視臺整容真人秀節目《美麗新約》，也曾因把選手的整容手術過程與選手的心理落差，通過鏡頭展現在觀衆面前引發大量爭議而被亮起紅牌。

　　2010年，隨着江蘇衛視《非誠勿擾》、湖南衛視《我們約會吧》、浙江衛視《爲愛向前衝》等多檔相親交友節目迅速躥紅，不少觀衆發出“相親類節目氾濫、造假、低俗”的強烈質疑。此後，廣電總局連發兩道禁令，對婚戀交友類、情感故事類電視節目嚴加整飭。隨後，頗爲出位的《爲愛向前衝》被停播，《非誠勿擾》等相親類節目經“整改”後，也不再有類似“拜金女”馬諾的女嘉賓出現。

　　這次，輿論對於廣電總局的禁令，幾乎一邊倒地表示支持，甚至稱禁令來得有點晚。

　　但是，細看禁令，又有網友提出疑問，“醜聞劣跡”以什麼標準而定？以法律標準還是以道德標準？以廣電總局的標準還是以老百姓的“口碑”標準？不管以什麼標準，都必須有一個明確的可操作性的標準，不能完全憑媒體的各自理解。

　　還有人提出，廣電總局禁令頻發，但是個別電視臺還是不時打打“擦邊球”，踩踩紅線。媒體行業自律的效果爲何並不顯著？

　　華南理工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幸表示，沒有他律的媒體行業，自律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李幸說，隨着媒介市場競爭的白熱化，商業利益和媒體責任之間的衝突日益尖銳。一些電視臺眼睛只盯着收視率，不顧節目內容的質量，不管其帶來的社會負面影響，甚至背離社會道德，一味迎合部分受衆的低層次需求，導致節目質量下滑，媒體公信力、權威性受到極大損害。這種行爲歸因於我國缺乏對新聞媒體行爲的法律規範，使媒介權力的行使缺乏恰當的監督和制約。

　　在李幸看來，低俗節目屢禁不止的更重要原因是，目前我國監管部門對低俗節目的最大處罰措施就是把節目、欄目停播，最後追加到全臺都停播，“這種處罰太輕，電視臺的違規成本太低”。

　　據瞭解，一些國家有專門關於電視節目製作傳播的法律法規，限制低俗電視節目的傳播。比如，主管美國廣電行業的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在其公佈的法規中，對“淫穢”、“粗俗”和“猥褻”的節目內容有明文規定，定義和相應限制等級是具體的。“淫穢”的界定來自美國高等法院，絕對禁播。對“粗俗”和“猥褻”的監管措施有3種：一是限制播放時間段，即規定此類節目只能在早間6點之前和晚間10點之後播出；二是仿照電影管理給節目分級，根據節目中暴力、色情、不雅成分的嚴重程度，將節目分爲不同的限制級別；三是通過技術手段屏蔽某些不適合的節目內容。

　　我國在立法限制低俗電視節目方面做得不夠，至今還沒有“廣播電視法”。1997年國務院頒佈實施的《廣播電視管理條例》內容比較寬泛，缺乏具體的可操作性，比如，“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的”電視節目容易識別，但如何鑑別“誹謗、侮辱他人”、“宣揚淫穢、迷信或者暴力”的電視節目？這種條款難以約束、限制低俗電視節目的傳播。

　　此外，國外的監管機構對媒體違規炒作的處罰非常嚴厲。媒體一旦越界，將被處以高額罰金，嚴重的還有可能被吊銷經營許可證。比如，美國的《反低俗法案》規定，對任何播出驚世駭俗下流節目的廣電公司的單次最高罰款金額爲50萬美元，對任何一個表演下流節目的演藝人員的單次最高罰款金額也是50萬美元。監管機構FCC還擁有吊銷電視臺營業執照的大權。這樣一來，廣播電視公司在播出節目時會三思而後行。

　　李幸表示，我國必須通過立法手段，具體設置電視節目的“底線”。一旦有節目逾越“底線”，便處以高額罰金，並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這樣才能加強對媒體的規範，強化媒體責任意識，進一步淨化電視屏幕。這種立法可以先從地方試點開始，逐步推廣向全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