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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續十一年舉辦的『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2012)微山湖獎』日前在北京揭曉。德國作家米夏埃爾·庫普夫米勒所著的《陽光下的日子》獲獎,作家本人也因為這個獎來到中國。米夏埃爾·庫普夫米勒的這部作品與卡夫卡有關。講述1923年7月,年屆不惑、病入膏肓的卡夫卡前往波羅的海海濱療養,與年方二十五歲的多拉·迪亞曼特相遇並相愛的故事。這對戀人後來一起來到柏林,相濡以沫,艱難地忍受著隨後那個嚴酷的通貨膨脹之冬的折磨。然而,捉襟見肘的日子使他的身體狀況迅速惡化。1924年4月,他不得不離開柏林,住進維也納森林療養院。多拉勇敢地陪伴在他身邊。6月3日,他在多拉的懷抱裡告別人世。
在頒獎現場,他向中國讀者發表演講,講述他以卡夫卡為主角創作這本小說的緣起、經過,他對作家卡夫卡的認知,以及作為創作者,對作家、藝術與生活之間關系的理解。
米夏埃爾·庫普夫米勒,1961年生,2000年起成為自由作家。作品有《漢佩爾的逃亡》(2000)、《渴望》(2003)和《致所有人之信息》(2007)等。
獲獎作品評語:《陽光下的日子》描寫的是一個回腸蕩氣、感人至深的愛情故事。作者一反眾所周知的卡夫卡神話,把這個向來被描寫和闡釋為分裂者和絕望者的文學大師表現為一個向往愛情、追求幸福的人。小說以無比細膩的感知、潺潺流水般的敘述和冷靜凝練的語言,透過不斷變換的主人公內在視角,在共鳴與距離之間實現了令人贊嘆的平衡,勾畫出了一幅全新的、啟人深思的卡夫卡形象。在歷史事實和藝術想象的張力中,讀者會感同身受地經歷這段刻骨銘心的偉大愛情,或許也會將主人公看成我們之中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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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幾乎每天都能在報紙上讀到這樣的消息,書籍的未來令人堪懮。尤其是紙質書。我們這些讀書人是否屬於一個瀕臨滅絕的物種呢?就像一群過時的人湊成了一個奇怪的群體,熱衷於贊頌馬車的優點,而絕大多數人早就已經乘著飛快的汽車絕塵而去了。
我必須得說,我不太相信會出現這樣的場景。中期來看也許書籍的數量會變少,可是最終這將變成一個優點,因為現在的書實在是太多了。即便在未來人類也不能沒有讀書的經驗,我堅信這一點。書有墨香,可以觸摸,便於隨身攜帶,它們隨主人一起老去,並通過這種方式成為逝去生活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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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夠有機會好好地談一談作品,這也是一種令人幸福的體驗。不過這時作家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書已寫完,作家又化身為另外一個角色,甚至可以說:他正從事第二種職業。他踏進公眾的視野——就像我一樣——成為一個旅行者。先是在自己的國家,如果走運的話,還可以去外國。
所以我今天纔能夠來到諸位身邊,來到之前對我而言遙遠的北京。
我獲得的榮譽首先要感謝弗蘭茨·卡夫卡,他在有生之年經常旅行,不過較少以作家的身份,而是作為一個病人,或者應該說:一個總疑心自己有病的人。在公眾面前朗讀自己的作品只有唯一的一次,是在慕尼黑,而媒體的反響極差。他去過好幾個療養院,年輕時曾與馬克斯·布洛德結伴游覽過米蘭和巴黎,但是他去不了更遠的地方。他一生中的大多數時光是在布拉格,一個令他既愛又恨的監獄,他在那裡啟程,而這些旅行之前聞所未聞,到現在都享譽全球——他去了哪裡呢?——去往人類靈魂的最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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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卡夫卡,大多數人都會覺得昏暗幽深,難以接近。這個印象不完全正確,其實卡夫卡在私人交往方面是一個非常隨和的人,無論是和朋友們,姐妹們,還是和女友們在一起。他很愛笑——(德語文學界用了20年的時間纔發現這一點),他也取笑自己寫的文章,他喜歡定期在小圈子裡朗讀自己的作品,這一點是大家早已熟知的。盡管如此還是有理由將卡夫卡稱為二十世紀文學史上最為幽暗的光線,難以理解,他是個預言家,悲觀派,在私人生活方面也是如此。
藝術家死後被賦予的神話,往往自己在世時也參與其中,就卡夫卡而言,他所要傳達的信息到現在都仍然是:藝術與生活是一對死敵。你必須做出決定,只能選擇其一。或者說得更確切些:生活越挫折,越不幸,藝術纔越偉大,越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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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並不是很贊同這個神話,也不相信它的真實性,更覺得這是一件討厭的事。無論是對卡夫卡而言,還是今天的我們。卡夫卡不是撼動了之前看起來無法改變的不幸嗎?他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和多拉·迪亞曼特經歷了最為細小但卻無比巨大的幸福。還有第二點:如果作家沒有卡夫卡那麼不幸,那他寫出來的書就一定不好嗎?
我也不喜歡這個神話傳達出的政治信息:一個作家應該寫作,而不是生活,他應該把生活撇在一邊,似乎生活沒有那麼重要,無論是自己的生活還是他人的生活?說到底這就意味著,只對自己感興趣,只關心下一本書,其他什麼都不管。
關於這個問題德國定期都會出現激烈的討論。我是這樣看的:作家並沒有搞政治的任務,盡管不斷有這樣的事發生,結果或好或壞。但是作家必須要對現實有所了解,能用自己的想法去解釋當前的時代,各自國家政界的情況——畢竟他也是一國的公民——還有歷史的重負和未來的危機。除此之外他並沒有很多要告訴讀者的東西。就連卡夫卡也不是一味地自省其身,他的目光也審視著外面的世界。否則我們為什麼要稱他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我們如何在他的作品中識別出二十世紀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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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卡夫卡和多拉一起生活,死神正漸漸逼近,這時他創作了最後一篇短篇小說《女歌手約瑟芬或耗子民族》,他提出了藝術家在社會中的角色這個問題,而且采用了一種在他的作品中並不常見的視角。不是從飽受困擾的藝術家個體的角度去寫,而是從環繞在他周圍的社會群體的角度,這個社會以一種近似於贊賞的方式對待藝術,同時又不是特別地關心藝術。
這正是卡夫卡後期思索的核心問題:僅僅關注自身的——絕望的——個體如何完全獻身於社會,或者起碼也是來到群體當中,成為它的一部分,不是以藝術家的特殊身份,而僅僅是作為一個人。他能做到嗎?他該朝著哪個方向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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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個問題,在生命的最後一年,卡夫卡為自己找到了好幾種回答,所有的回答都或多或少地與多拉·迪亞曼特這個人物有關:與一個活生生的人共同生活(而不是在信中懇請缺席),終於生活在柏林(離開了布拉格),夢想著去巴勒斯坦(即使你知道,你永遠也不會到達那裡)。
到現在我都覺得不可思議,在生命的盡頭,他付出了多大的精力去體驗這三個夢,也許只是因為有無以倫比的多拉在身邊,他纔能夠這樣生活。眾所周知,1923年到1924年,處在惡性通貨膨脹中的柏林,外在的情況最為糟糕不過,卡夫卡身患重病,他們擁有的時間非常短,也正因為如此,這對兒外在條件截然不同,而內心卻極其貼近的情侶一分鍾都沒有浪費。
在最困難的生活條件中也能適應,有時這種能力會遭受指責,我們在德國也是這樣,在過去那個世紀,不幸的狀況層出不窮。如果身邊正在發生巨大的不幸,是否允許有些人可以堅守自己小小的幸福呢?
這個問題很難立即回答。我認為,如果沒有這種小幸福,就失去了中心,失去了在戀愛關系和家庭關系中的那種凝聚力,失去了小窩的溫暖。另外一方面,在只充斥著危險和寒冷的地方,人們最終也無法築起一個小窩。那就只剩下了痛苦,幸好卡夫卡在生命的盡頭免於此劫。
當談到死亡的時候,也許不該提及幸福。可是他卻死在愛人的臂彎裡(正如我們每個人都希望的那樣)。而他死得正是時候——或許不該這樣說——否則他將會被一代野蠻的德國人殘暴地殺害。
(版面有限,內容有刪節,標題為編輯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