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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暢相繼離去
畢慧明師父還俗後當過餐廳經理,待人溫文爾雅。六人初到智化寺時,他在胡慶學筆記本上寫下“深入其樂,吹出真音,只爭朝夕,延音不止”的勉言。而本興師父,生有兩兒兩女,卻堅持住在寺院裏。他最大的愛好,是每晚雷打不動地喝下半斤白酒。微醺之時,他會聊聊自己的故事:小時候出去做佛事應酬,如何因吃不飽多拿本家的饅頭;金魚衚衕那中堂家的法事,排場大講究挺多;還俗後,服從公司安排離開北京去了外地,一呆就是十多年……此時的師父,更像是個失意的父親。
但胡慶學幾人當時的狀況,似乎並未比老人們當年的境遇好上多少。六個人住在九平方米的集體宿舍。放下三張雙層牀後,就剩下一條能容人過往的窄道了,做飯、燒水、換衣服都得擠着。每人一個月發90元的生活費,吃喝穿用全要從裏面拿。正長身體的大小夥子,一頓能吃5個饅頭,他們很少買菜,餐餐饅頭蘸醬就白開水。實在饞了想改善生活,去買點掛麪,煮熟用涼水一過,拌着鹽巴吃。衣服基本上沒買過新的,連洗漱用品的錢都要精打細算。就連複習唱唸樂譜的錄音磁帶,他們都捨不得買5元一盒的索尼磁帶,要去舊貨市場淘換5塊錢十盤的舊磁帶,自己用錄音機消聲後再用。即使這樣,這90塊錢依然不夠花,還要讓家裏寄錢過來。
而最讓人心灰意冷的,是當年的承諾(轉北京戶口),已經越發飄渺。因爲經費緊張,哪怕申請幾張抄譜用的稿紙和筆,都會經過嚴格的審批,有時候院方會要求張本興代筆抄寫——怕抄錯了浪費紙張。到了1995年的時候,生活費漲到了200多元,可隨着六個人步入成年,這依然是杯水車薪。胡慶學決定離開,自謀生路。父母在老家給他介紹了對象,面臨成家立業壓力的他正打算去學開卡車。
“當時的北京的哥輕鬆能掙1000多塊。北京市的平均工資也到了500元。”胡慶學解釋道,“哪怕在老家的工廠當工人,也能比在這裏多掙一倍的錢。”他咬了咬牙,第一個離開了。1996年初,考下車本的他又回來學了一陣——一是因爲沒有學完,感覺“心裏空蕩蕩的”;二是因爲拿下駕照後有半年的見習期,不能開卡車上路,“閒着也是閒着”。到了1996年秋天的時候,剩下的五個人也因爲結婚、找工作等原因,陸續離開。本興師父沒有挽留,他也明白,已經到了“留都留不住”的時候了。1996年,胡慶學22歲,他形容自己當時就像一個畢業生,不捨卻不得不離開了“他的大學”。
曾經熱熱鬧鬧、響徹笙笛之音的智化寺,就這樣冷清下來,又只剩下張本興一個人守在這裏了。這位時年75歲的老爺子,耳背越來越嚴重了,除非大聲衝他喊話,否則跟聾人一樣,沒有反應了。
繼續活下去
接下來的8年,6個出走的年輕人,其人生軌跡與京音樂再沒了交集。胡慶學當了長途運輸司機,一個月能賺兩三千元。屈炳慶成爲京郊一所工廠的車間主任。屈永增是村子裏的泥瓦匠。歲數最大的林忠誠,在北京一家飯店當上了大廚。姚志國在老家開了一家饅頭鋪。胡慶友則在家務農打零工。時間一晃就過去了。當年的毛頭小夥,都已爲人父,過上了平淡的日子。
2003年的冬天,一個突然的電話,打亂了他們的生活節奏。當時胡慶學正在外面拉貨,接到智化寺音樂團主任孫素華的電話:“館裏想出一套京音樂CD,本興先生還是想讓你們來排練錄音。”沒過幾天,孫素華拉着張本興去了屈家營,請6個人回去。“本興師父讓我們趕緊拾掇技藝。”胡慶學摘下眼鏡,揉了揉眼,“可我連管子都不知道放哪啦!”他翻箱倒櫃一番,找出了當年那把奏管。譜子的錄音磁帶放在了一個大紙箱裏,足有70多盤。抄譜的筆記本已經破爛不堪。兄弟6人重聚在一塊,在本興師父的指導下,大家“複習”、排練,然後錄製了4盤CD共39首曲子。錄音結束後,他們又回到了家鄉,但心裏都頗不平靜。2004年3月份,孫素華又打來電話:“你們願不願意回來?一個月1000多塊錢。政協委員已經提案了,要求保護傳承智化寺音樂,以後國家會逐步撥款的。”“開車一個月能掙三四千,可錢賺到什麼時候是頭啊?”胡慶學描述着當時的想法,“還是乾點自己喜歡的事兒吧!”
一個月後,6個人再次回到智化寺。這次,他們不打算再走了,潛心在寺院裏排練學習。六人和文博交流館也簽了合同。此時的張本興已經輕度中風,只能每週在子女的護送下過來指導幾次。2006年6月,京音樂與京劇、崑曲一同入選首批國家非遺名錄。那段時間,大量的媒體涌入智化寺採訪,而胡慶學6人也開始定時向公衆表演京音樂曲目。2008年2月份,文化部爲張本興頒發了《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代表傳承人證書》。他去世前夕,已經躺在牀上不能發聲。但徒弟幾人去看望他時,乾瘦的老人的眼睛裏冒着光,分明想囑咐些什麼。同年年底,這位執着於京音樂保護與傳承的老人,悄然離世。智化寺當年的老僧人中,只剩下畢慧明師父在世,但也已身患老年癡呆症,沒有了正常的意識。
胡慶學幾人身上的擔子顯得無比沉重。幾年來,他們也先後收了兩批學生。但和當年原因一樣,短短的時間裏,徒弟們就把師父給“炒”了。爲了應對一些演出活動,館裏邀請了一批社會志願者和音樂學院的學生過來學習,以達到短期內大規模的舞臺效果。學生們將“工尺譜”轉化爲五線簡譜再演奏,可以快速地和老師們配合,儘管氣勢宏大,但胡慶學還是覺得“少了一絲韻味兒”。“現在還是要將京音樂推廣出去,讓更多的人知道。我覺得,讓傳承和表演分開來做,未嘗不可。”智化寺文博交流館館長薛儉告訴《中國週刊》記者。從2010年開始舉辦的三屆“智化寺音樂節”裏,多達9人甚至十多人的京音樂表演就是以這種方式排練出來的。“演完了就走了——人家高學歷的學生,願意留在寺裏學上幾年麼?”屈炳慶搖了搖頭。
除了難尋接班人,更現實的生存問題擺在了他們面前。這不僅是京音樂,也是中國諸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共同命運。因爲沒有正式編制,胡慶學他們的基本工資一直保持在2000元左右的水平。近幾年他們多了一項收入來源:一天10元的演出費用——上午三場,下午一場。“一場兩塊五。”屈炳慶苦笑着說。而一旁的胡慶友調侃道:“現在的泥瓦工,一天能掙160塊。”爲了解決生計問題,胡慶學常去北京大屯、望京一帶的社區爲逝者做法事;屈永增則找了份夜間保安的工作;屈炳慶和胡慶友則和一些壽衣店建立渠道,卻一年也“等不到幾個送殯吹喪的生意”;而大師兄林忠誠,早在四年前就離開了智化寺,做小生意去了。
“智化寺京音樂屬於雅樂,我們希望在傳承的同時,保持它的身段。”說到這,薛儉也一籌莫展,“我們也在爭取戶口和編制,解決傳承人的後顧之憂,但條件有限。”而就在剛剛結束的第三屆音樂節閉幕式上,一位老領導表示,爭取讓京音樂進入長安大劇院,和京劇、崑曲同臺表演。
今年10月3日下午的表演,是半年內的最後一次演奏——10月8日以後,智化寺閉館修葺,2013年5月才重新對外開放。屈炳慶中午喝了點酒。幾個小時前,他紅着臉開導了一位前來“探討極樂世界”的大學生:“回去吧,這沒有和尚。人死了,才能進入極樂世界。我們都還活着,那就得生存……”
對於他們今年的最後一次演奏,兩位聽衆給出了截然相反的評價。
“holy(神聖)。”一位外國女遊客想了好半天才形容道。另一位聽到半截便離開的中年婦女則說道:“恕我直言,聽着有點像喪樂。”
摘自2012年第11期《中國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