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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故事》到《溫州一家人》的轉變,最明顯的是主題和主體的轉變,是我們不願講國家、講民族的宏大命題嗎?顯然不是,藉助語態的轉變,我們贏得了更多的觀衆,獲得了更好的傳播效果。事實上,我們通過“家”傳達了“國”之精神,通過“溫州”見證了“中國”奇蹟,通過“民生”洞見了“民族”。
人民羣衆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狀態,在這樣一個大部頭的作品中得以充分的體現,每一個人物、每一段情節都嚴格遵循了生活和情感的邏輯,讓觀衆覺得“可感”、“可信”,尤其是廣闊的地域背景還爲該劇的“民生”表達提供了極富新意的戲劇情境。幾個簡單的例證足以說明這一點,周阿雨在意大利餐廳當童工時,在西方普遍使用橄欖油烹飪的方法基礎上使用豬油先炒一遍,使味道更加鮮美可口;周萬順在陝北鑽油井遭遇當地農民的眼紅,以驚動祖墳之名百般阻撓;溫州人在外特有的呈會組織,以老鄉名義擔保共同出資共享收益,則是融合了同鄉文化和股份制的典型範例。
該劇的拍攝製作也十分精良,鏡頭記錄的不僅僅是情節片段,還承載了創作者對於天、地、人的特殊情懷,溫州老家的那一籠翠綠和屋裏竈臺上的一縷輕煙、陝北高原的無邊黃土和窯洞窗戶的透風窗紙、意大利製衣工廠的成排縫紉機、麥狗透過囚車望見的帶着鐵欄的巴黎市景,都在訴說着人物對白之外的深意。片尾曲《對鳥》更是勾起了很多溫州人的回憶,也讓聽不懂歌詞的觀衆領會了獨特的鄉土意境。
很顯然,底層故事和平民視角符合觀衆的審美經驗和審美期待;人情冷暖與人性百態引發觀衆對角色的進入和對自身的反觀;民衆生活的發展與民族夢想的構建則詮釋了一種集體無意識的“中國夢”。